對于挖煤這個高危行業，民間早就流行一句判語：吃陽間的飯，掙陰間的錢。常言也道：寧上山，莫下礦。言下之意，不到走投無路之時別下井挖煤。而頻頻發生的礦難，在某種程度上，更是加深了礦工這個弱勢群體所背負的窮困、悲情、苦難等烙印。因此，當“山西塔山煤礦公司百余名礦工同時購買私家車，還有上百名礦工想買車”(《山西晚報》10月16日)的新聞呈現在公眾的面前，顯然沖擊了他們的習慣性思維。如果說賈樟柯的礦工表弟韓三明憑《三峽好人》里的本色演出榮膺影帝令人意外，那么這個新聞的意外指數恐怕該達到驚疑的級別了。

　　據塔山煤礦公司黨委副書記介紹，去年礦工的年平均收入達到3.8萬元，而“今年還會有大幅提高”。正是這個表態，成為網友質疑新聞真實性的有力證據。即使是在經濟發達大城市的白領階層中，年入十萬而未能“晉升”為有車一族的恐怕也不在少數。但在塔山煤礦公司，“下了井是采煤工，上了井就是私家車主”。當中所蘊含的反差自然是意味深長的。

　　“講述礦工的故事：幸福就是馬上要出井的時候”(《瞭望東方周刊》2005年2月23日)的“舊聞”，剖析了一些礦工的心理狀態：剛開始的時候，很多新礦工會很珍惜自己的血汗錢，但是做過一段時間，就漸漸想開了，不再存錢，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今天下去了明天還能不能上來。他們把錢用來吃、賭，也有人會去歌廳唱歌、甚至結伴找小姐。也有的礦工算算一個月能掙夠1000多元錢，就堅決不再下井了。因為他們心里恐懼。而拿礦工題材電影《盲井》的導演李揚的話來說——“只有在貼近地獄的地方，才會形成這樣的精神世界和道德體系。”

　　當然，前述新聞中那些團購私家車的一線礦工的心路歷程，未必就能用這種心理模式來與之相對接。報道說，這些礦工買車的目的很明確：“經濟收入有了保障，生活質量就應該提高。”況且，三四萬的年收入就能買車，這是“經公司黨委與當地銀行協調，以低息貸款的方式”實現的。既然收入穩定、政策優惠，再考慮在礦區住房等基本生活開銷不大、養車成本較低等利好因素，這恐怕很難說是“超前消費”吧？

　　但是，在這種質疑的態度之后，并非艷羨不忿的心態，以為煤礦工人就不配買車。礦工每天都在和死神打交道，這個收入是他們所付出血汗應得到的回報——這是每位心存善念者都應有的覺悟。公眾所反感和質疑的，是新聞中給點陽光就燦爛，給點洪水就泛濫的虛張聲勢。他們擔心，礦工集體購買私家車的幸福生活，不過是某些高層管理者所著力打造的樣板工程、面子工程的組成部分。

　　為了了解這個集團里職工的收入情況，筆者特意翻查了“同煤貼吧”里面題為“礦務局工人工資紀實”的精品帖，從礦工的自述得知，塔山礦的工人工資是大同礦務局(即同煤集團)最高的，一線礦工更是遠高于平均數。然而同煤是個擁有47對礦井、70萬職工家屬的特大型煤炭企業集團，塔山煤礦公司只是其下屬的企業之一。換句話說，“礦工團購私家車”只是一個點，而基本面呢？從帖子可知，遠不是那么樂觀。

　　而聚焦這些國有煤礦的所謂正式礦工收入較高、保障齊全的生存狀況(當然，這是他們通過超高的工作強度和艱苦的工作環境獲取的)，也容易遮蔽礦上使用的大量臨時工在工資待遇上存在的極大差別。同工不同酬，實際上就是某些管理者的有心操弄之下，體制內群體對體制外群體的“盤剝”，盡管他們本質上都是產業工人。

　　“礦工團購私家車”其實不是一個意外，還可以從純粹經濟理性的角度解釋——正是相對較高的收入，才讓礦工們鋌而走險，不惜以生命為代價來改變命運。進而言之，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所描述的那樣———獲取糧食權利的喪失才是造成饑荒的根本原因。比物質上的貧窮更可怕的是礦工權利的貧困——他們無力要求免于礦難的威脅，只能寄希望于僥幸躲過礦難。

　　因此，更大的意外之憂，在于很多人的習慣性思維中，國有大型煤礦的管理會比私人的小型煤礦正規。前述《瞭望東方周刊》的報道卻揭示，私人煤礦的礦主往往為了自己的經濟利益而“不敢”出事故，反倒是某些國有大型煤礦的個別干部常常“吃著官家的飯，不干官家的事”。在賈樟柯的《站臺》里，礦工韓三明為了生存、為了讀高中的妹妹能夠考大學，在煤礦入口處默默地簽下命賤如草的生死合同。而在今天，超額的生產、薄弱的安全條件和不完善的制度不能得到救濟，礦工們的生存窘境依然無法得以緩解，即使他們的收入足以購買私家車。

　　作者：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