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工作人員從收到裝有《社會新聞報》的信封上發(fā)現(xiàn)，信封為河北省廊坊市印刷，于是立刻致函營口市公安局，并在當?shù)鼐�方的支持與配合下，查到了與《社會新聞報》有過印刷業(yè)務(wù)往來的“邊城印刷廠”。

　　據(jù)幫助聯(lián)系業(yè)務(wù)的中間人仇克棟說，2005年下半年，自稱為中國國際新聞傳播出版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社會新聞報》社長的高揚，讓他印制了工作證、記者證各100本，每本7元。2007年5月，高揚為更換記者證和工作證，又讓他印制了100本記者證和工作證，價格仍為每本7元。而印刷《社會新聞報》的業(yè)務(wù)因價格原因，雙方?jīng)]能談成，高揚交給了另外一名廊坊人去印刷。

　　在掌握上述證據(jù)后，營口市中院認為，《社會新聞報》屬于非法出版物，高揚是假記者。

　　另外，營口市中院還從營口市駐京辦事處和一些當事人中了解到，沖擊營口市中院等多起事件均是高揚一手策劃的，并造成了從9月2日至5日營口市發(fā)生162案次進京滋事的嚴重后果。于是，營口市中院決定先對高揚實施司法拘留。

　　9月21日，北京市朝陽區(qū)警方在營口市中院的請求下，在高揚租住的房屋內(nèi)將其抓獲。24日下午，高揚被公安機關(guān)按照追究刑事責任程序進行了處理。

　　懷才不遇

　　他想把非法小報辦得家喻戶曉

　　9月24日，記者見到了高揚。

　　坐在記者面前的他試圖保持平靜，但是他那東張西望的眼神透露出了內(nèi)心的不安。

　　今年39歲的高揚系河南省達縣人。據(jù)他自己講，他1993年畢業(yè)于某大學新聞系，先后在兩家知名媒體從事采編工作。2004年，全國范圍內(nèi)進行報刊行業(yè)整頓時，他成了一名下崗記者。

　　下崗后，高揚仍想在媒體方面發(fā)展，但是，他并沒有走正常的路子，而是辦起了非法小報。

　　在媒體界打拼多年，對媒體方面有一定知識積累的高揚，首先把“辦報”的目光瞄向了香港。

　　“香港‘辦報’條件比較寬松，只要在商業(yè)登記署和稅務(wù)署登記即可，因此，我首先于2004年4月在香港注冊成立了中國國際新聞傳播出版集團。隨后，由秘書公司辦理了《社會新聞報》的有關(guān)手續(xù)。”高揚對自己辦報經(jīng)過娓娓道來。

　　而從營口市中院到香港有關(guān)部門調(diào)查的結(jié)果可知，在香港的商業(yè)登記署和稅務(wù)署并沒有查詢到所謂的《社會新聞報》。

　　記者從高揚自辦的幾份《社會新聞報》上看到，幾乎每期報紙頭版的顯著位置都是知名人士的照片。

　　當問及高揚這么做有何意圖時，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是為了擴大報紙的知名度。”

　　“你想把這張報紙的知名度擴大到多大呀，有沒有一個目標？”記者追問道。

　　“我想把它辦得家喻戶曉。”高揚說完這話，自己都笑了。

　　連哄帶嚇

　　社會上招募“記者”幫助斂財

　　北京市朝陽區(qū)世紀東方嘉園小區(qū)里一個90平方米的兩居室，就是高揚自辦的《社會新聞報》的真正“社址”，也就是其辦公地點。屋內(nèi)擺設(shè)極為簡單，廳里擺了4臺電腦，室內(nèi)放著1臺電腦。

　　據(jù)高揚自述，《社會新聞報》開始時為周報，今年初因業(yè)務(wù)量小的原因，改為半月出一期。他是主編，有時也會以首席記者的身份親自出去“采訪”，營口這幾次都是他親自去的。

　　高揚聘任的制版員將采訪完的稿件和一些從網(wǎng)上下載的稿件排完版后通過電子郵件發(fā)給印刷廠，隨后，《社會新聞報》在一些印刷廠的違規(guī)操作下就出爐了。

　　高揚交代，他手下有十多個人幫助“采訪、收集新聞”，這些“記者”的證件就是他花7元錢從廊坊市的小印刷廠偽造的。

　　高揚手下還有一些“特約記者”或“通訊員”。這些人不但給高揚提供“新聞線索”，還幫助他向當事人收取報款等錢物。

　　據(jù)高揚交代，找他要求在報紙上曝光的當事人除了承擔正常花銷外，還要給他千八百元。他到營口幾次共掙了近兩萬元。

　　為了收取錢財方便，高揚自辦《社會新聞報》后，成立了一家廣告公司，由其未婚妻任法人代表。

　　據(jù)高揚交代，他的收入主要是來自正面報道的加印報紙款，另外還有一些軟廣告，兩年多獲利有五六萬元左右。而法院的辦案人員說，高揚如此說法顯然是在避重就輕，想逃避法律責任，相信案件移送公安機關(guān)后，隨著偵查的深入開展，高揚的非法獲利情況會真相大白的。

　　發(fā)人深思

　　假記者頻頻得手原因何在

　　記者在采訪時了解到，近年來，假冒記者到基層行騙的事件屢屢發(fā)生，而有很多企業(yè)和政府部門明知這些記者是冒牌的也聽之任之。

　　一位干部坦言，假記者之所以能夠橫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很多人眼里，記者是手眼通天的人物，他們可以利用工作之便，認識大人物，做一些別人做不了的“工作”，也可以利用媒介，夸贊或者毀掉企業(yè)與個人的前程。

　　高揚交代，自辦《社會新聞報》兩年多以來，除了這次栽到營口市中院外，他不但從未遇到過阻力和障礙，而且還多次受到被采訪單位的熱情招待。

　　“工作”的順利開展讓高揚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他說，今年8月份，他還向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qū)聯(lián)絡(luò)辦公室遞交了參加十七大會議報道的申請。

　　假記者為何屢屢得逞？杜林奎認為，主要原因就是“我們被騙的部門和個人本身可能存在著問題”。

　　“這些部門和個人為什么怕？說白了，不就是怕曝光么？正因為有一些應(yīng)該曝光而來不及曝光的問題存在，才有了假記者行騙的空間。”杜林奎說。(記者 霍仕明 張國強)

　　記者手記

　　什么都有假的，記者也不例外，假記者可惡，不僅因為他們騙錢騙物，更重要的是，他們損害了新聞工作者的形象。新聞工作者肩負著社會的責任，他們?yōu)樯鐣�所信任，為百姓所信任，而一些招搖撞騙的假記者恰恰損害了這種信任，擾亂了社會秩序。因此，對這些假記者必須依法懲處，決不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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