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瞭望》新聞周刊把“協管員”問題端上了臺面。筆者原本以為協管員只有交通一項，而《瞭望》記者“粗略統計”，發現目前北京、上海、廣州、南京、杭州、烏魯木齊等大中城市普遍設立的協管員隊伍有：治安協管員、交通協管員、稅收協管員、工商協管員、勞動監察協管員、城管(市容)協管員、流動人口協管員、出租屋協管員、計生協管員等。

　　真是不說不知道，一說嚇一跳。原來協管員隊伍已成燎原之勢，搖身一變為一種用濫了的模式；原來有些部門的協管員有“機關”大樓，配置車輛，儼然在行使“二政府”職能；原來品種繁多的協管員也有“肥”與“瘦”之別……這么眼花繚亂，研究協管員說不定有朝一日會成為“顯學”。雇用成本是不是比正式的公務員低，當事部門是不是覺得好用，諸如此類的成因問題不在本人討論范圍；在我看來，協管員的存在，理論上雖屬多余，現實中卻又必然需要，終究由國民性來決定。別的協管員咱不懂，每天耳目所及的交通協管員可以說一下。

　　交通協管員的存在，實際上折射了國人素質的極端低下。交通協管員負責什么？當紅燈亮了的時候，如果還有人想過或在過馬路，就把他攔住。然而，交通信號燈的紅、黃、綠顏色分別代表什么含義，難道國人不知道嗎？去年底我在北京的長安街上，看到許多路口在紅燈亮起時居然用一根粗粗的繩子攔住行人，那真是一道怪異得不能怪異的風景！這種做法我很能理解，一定是倘非如此，不足以制止行人的隨意穿行了。長安街號稱“中國第一街”，該是我們國家街道的顏面所在，那里尚且如此，別的地方可想而知。而同樣怪異的是，我們針對國民素質搞了那么多的針對性行動，當時無不號稱取得了何種成效，怎么搞來搞去居然連國人恪守最基本的文明行為還成了奢求呢？究竟是國人積習難改，還是宣布成效的時候原本就是掩耳盜鈴？

　　明初詩人楊夢載自取別號曰“眉庵”，用他自己的話解釋說，叫做“如人眉在面前不可少而實無用”。當然，這是楊夢載的自謙之辭。但在今天，許多機構的設置，許多機構內的人員設置，卻完全可以用楊夢載“實無用”來定性。如果說，交通協管員的存在折射了國人文明素質的低下，那么，其他協管員的存在，大抵折射了行政素質的什么，低效、不作為，或者其他。白居易詩云：“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閑人。”香山居士的自嘲，不幸也成了現實的一種真實寫照。

　　《瞭望》的報道還提到，廣州市總警力3萬人，現有治安員8000人、交通協管員900人，計劃三年內治安員擴展到1萬人、交通協管員擴展到3000人。這是明的，那些我們剛剛弄清眉目的協管員如何擴充，還是個未知數。這樣看來，協管員方興未艾，正未有窮期。不過，無論如何，協管員不該成為一道風景。當其成為一道中國特色的風景之時，不能不讓我們思考協管員之外的各種因素。最后，反用那句用濫了的俗話：這道風景并不亮麗！　

　　作者：潮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