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北京國安的擁躉，在網上被稱為“北京第三個球迷協會”；他們的曾用名是“造聲拉拉隊”，當改名為“京罵聯盟”時，他們被警方管制的命運似乎已經注定。

　　7月底，北京召開發布會，宣布對“京罵聯盟”成員的處理結果：20歲的負責人凌力(化名)被拘留7天。

　　“看了10多年球，從來沒人跟我說：京罵不好。”8月3日，臉上尚留一絲少年氣息的凌力說。

　　京罵活躍者被拘

　　7月25日，凌力以“擾亂大型群眾性活動秩序”被處以行政拘留7天。早在7月初，警察已經找上凌力的家門。

　　“那天我在睡午覺，來了9個警察，他們問我‘是凌力嗎’，我說是，就把我帶走了。”凌力說。

　　這正是凌力父親擔心的，“我早就說，你們這么玩會出事的。”

　　在豐臺公安分局，警方出示了凌力等人在百度貼吧里的發言，里面有京罵聯盟成員推崇京罵的言語，凌力在貼吧和“京罵聯盟”QQ群內表現活躍。

　　在接受豐臺警方調查一天后，凌力被準許回家。

　　兩天后，他再次被警方叫走詢問，當天返家。

　　7月25日，警方再次用電話將他叫走，這次，他沒能回家，而是在拘留所的單間呆了整整7天。

　　凌力回家后，將繼續服一種特殊的“有期徒刑”———一年內不得進入國安主場看球。

　　離開拘留所時，他的朋友告訴他，“京罵聯盟”和他被拘的新聞，在百度上能搜到被300多家媒體轉載過。

　　事情的嚴重性，超過了這個20歲年輕人的意料。

　　事實上，這個由高中生和20歲左右年輕北京土著組成的球迷組織，一度在網上被稱為“北京第三個球迷協會”。凌力和他的伙伴曾經很有把握，能夠和兩支早已聞名的球迷組織“綠色狂飆”和“御林軍”并駕齊驅，甚至超越他們。

　　“就是一群小孩，我看是《古惑仔》看多了，想自己拉山頭，揚名立萬。”京城民間球迷協會“御林軍”的負責人孟然評價說。

　　“京罵聯盟”來自QQ群

　　在孟然看來，“京罵聯盟”完全不像個球迷協會———他們沒有統一的服裝，沒有專屬的看臺，不買套票，人員稀少，即使京罵，也經常被淹沒于更多人的京罵聲中。

　　孟然曾經加入過“京罵聯盟”的QQ群，想拉他們入伙，但被凌力拒絕。

　　“當時就想，我們已經有自己的組織，就不參加他們的了。”凌力說。

　　凌力說，他其實并非是“京罵聯盟”的組建者。“京罵聯盟”的前身是一個名為“造聲拉拉隊”的QQ群。今年4月10日，凌力入群，“當時群里還不到30個人”。

　　這些年輕人在這個群里除了討論國安的比賽，還經常組織吃飯、聚會。有著大把時間，沒有工作的凌力很快以組織能力贏得了威望。

　　幾天后，有人在群里說“造聲拉拉隊”的名字不夠響亮，建議改成“京罵聯盟”，大家一致通過。

　　為了壯聲威，大家湊了錢，凌力負責去做旗，花了不到600元錢，定做了兩面2米長、1.25米寬的旗子，上面分別印著“國安必勝”和“JM聯盟”。凌力承認，之所以沒在旗子上公然打出“京罵”，也是覺得“京罵”過于扎眼。

　　今年4月15日，國安在本賽季中超聯賽第三個主場上，“京罵聯盟”的兩面旗子出現在豐臺體育場的13號看臺上。4月29日，在第四個主場上，“京罵聯盟”又拉出了橫幅———“歡迎來到地獄”。

　　在賽場上，每當出現他們認為裁判有誤或者客隊球員下黑腳的情況下，大聲的京罵就會在13號看臺上響起。

　　凌力說，“京罵聯盟”的影響力逐漸擴大，QQ群最多時有200人，組織到現場看球的人最多達到40多人，他們整齊的“京罵”聲能帶動整個看臺。

　　兩個老牌球迷組織的負責人都不認可這一說法。北京球迷協會“綠色狂飆”副會長徐東風說，在警方對“京罵聯盟”處理前，他對“京罵聯盟”幾乎沒有印象。

　　在“御林軍”負責人孟然的印象中，組織松散的“京罵聯盟”每次到場的人最多不到10個。

　　事實上，自打2006年北京國安的主場搬到豐體后，京罵很難再現當年在工體浩大的聲勢。

　　有球迷說，豐體不如工體“攏音”，京罵的聲音大不如之前“嘹亮”，而球市的不濟，也使得大家對比賽乃至京罵的興趣大為減弱。

　　而在凌力和他的伙伴們看來，京罵是“北京獨特的文化底蘊”。凌力說：“我從小就知道有京罵，北京人看球就是愛罵人。”

　　京罵傳統歷時已久

　　1995年，8歲的凌力就開始看球。彼時的國安風頭正勁，雖沒有得過聯賽冠軍，但在1996年、1997年連奪足協杯冠軍。1997年還在聯賽中創造了對申花的9:1大勝紀錄。球星高峰、曹限東號召力一時無二，國安的主場球市一片火爆。

　　在媒體報道中，“工體不敗”、“國安必勝”的口號反復被提起，而在現實中，京罵的聲音才是場上的統治者。

　　由于京罵本身的內容，電視轉播很少會播放現場的畫面和聲音，平面媒體也不會展現京罵，沒有到過工體現場的人，根本無法感受全場京罵的駭人氣勢。

　　一名曾在現場看球的球迷說，“那聲浪，簡直能把人給震倒！”

　　“我感覺他們喜歡這種助威方式。”凌力認為，國安的本土球員也不會排斥京罵。凌力的理由是，在有球迷扔礦泉水瓶時，國安球員會主動打手勢制止，但在京罵聲響起時，酣戰中的球員比較少去主動制止。

　　不過，京罵一開始就遭到了媒體批評。一名外地球迷說，在1995年他就見到有文章評價北京球迷說———北京球迷很熱情，開場前會集體唱國歌，可沒過幾分鐘，剛剛在唱國歌的幾萬張嘴，卻開始集體罵人了……

　　2000年左右，北京媒體也對包括京罵、膀爺這種有悖現代城市文明的現象，加大力度進行批判。

　　國安的球員也在各種公開場合里，勸告球迷不要京罵。

　　2001年，球迷協會“綠色狂飆”要求會員每年簽署“做首都文明球迷承諾書”，其中有內容是：“文明觀賽，不喊京罵”。

　　同一年，在工體的大屏幕牌上，還打出了“人人制止京罵”的口號。工體還專門錄制歡呼聲，場上一旦出現集體京罵，就用高音喇叭播放，將京罵“覆蓋”。

　　2005年成立的球迷協會“御林軍”，更是極力反對京罵，并以整場高歌助威的專業球迷姿態，為國安加油。

　　然而，京罵卻并沒有被斬斷。嚴重時，球迷們幾無不罵之時———敗也罵，勝也罵，裁判也罵，客隊也罵，國安球員也罵。

　　北京市副市長劉敬民今年1月接受媒體采訪時曾經坦言，接受不了北京球迷在賽場上集體謾罵的糟糕狀況，“賽場‘京罵’經常讓我難堪！”

　　與此同時，屢禁不絕的京罵也為國安帶來反作用———客場比賽時，國安隊也會招致當地球迷的喝罵。

　　凌力說，他到天津看球時，當地球迷甚至會帶著烏龜進場，并在龜殼上貼上“國安”二字，并給烏龜掛上線拴的乒乓球。

　　而這一切，卻很難改變一部分北京球迷。一個原因是，他們堅持京罵并無惡意，也算不上惡習。“我們沒想給聯賽搗亂，我們也跟客隊的球員沒仇。”凌力說。

　　這樣情形與媒體當年對“膀爺”的批判面臨的情形頗為相似，赤裸上身的北京爺們兒面對電視臺記者的隨機采訪時，雖然也頗為不好意思，但還有人會認為，這只是老北京人的一種生活方式。

　　與年輕躁動有關

　　除了凌力，還有5名“京罵聯盟”成員受到了警方罰款、警告等治安處罰和批評教育，其中，最小的成員17歲。

　　京城民間球迷組織“御林軍”的負責人孟然說，有一次他和“京罵聯盟”的人吃飯，看到其中有一個女孩是售樓小姐，“他們都是一群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了”。

　　凌力說，參加他們QQ群的有不少的女孩子，成員的身份很復雜，有人是大型酒業公司的金領，有人是高中生，但都很年輕。

　　秩序和規則，讓凌力和他的伙伴們心生抗拒。

　　23歲的王飛(化名)曾經是“御林軍”的成員，“京罵聯盟”出現后，他就轉投門派，理由是“這里更自由”。

　　凌力曾想加入球迷協會，但卻無法適應協會的各種規定。北京球迷協會“綠色狂飆”要求會員每場必到，購買套票，穿統一服裝，站立看球；“御林軍”雖然要求沒有那么高，但極為嚴格的不許京罵的規定，讓凌力無法接受。

　　對于“京罵聯盟”與兩家球迷協會的區別，凌力認為，最大的區別是自由。“誰不喜歡自由自在的生活啊。”

　　在“京罵聯盟”這個自由來去、不交會費的組織里，在看臺上帶動更多人罵人，成為最具成就感的事情。

　　“很解氣，平時的壓力很可以釋放。”20歲的凌力有家庭，有女友，卻一直沒有工作。但他不確定自己喜歡做什么、適合做什么，“現在只想找個工作，先干上幾年。”

　　前途到底該怎么走，這種更長遠的問題，也會時常困擾他。

　　“我感覺人人都有壓力。”凌力說。

　　是不是足球流氓

　　8月8日是北京奧運會召開倒計時一周年，北京也正在進行奧運測試賽，7月底被高調公布的“京罵聯盟”處理情況，被輿論認為是對奧運賽場風氣的一次整頓。

　　有報道曾措辭稱，對“京罵聯盟”的處理是“北京警方首次對足球流氓作出拘留”。

　　對此，北京球迷協會“綠色狂飆”副會長徐東風說，這些年輕人的行為算不上足球流氓。

　　“足球流氓是個很嚴重的概念，又砸又挑逗的那種才算。”徐東風認為，他們只是罵人過癮而已。“現在都搞文明賽場，這跟現在的氣候太不相符了。”

　　“這應該不是單純的球場問題，而是青春期的問題。”《體壇周報》記者顏強說。

　　作為專職的足球記者，顏強曾赴英國和歐洲大陸采訪英超和歐洲重要賽事。他的著作《英國足球地理》曾專門開辟章節分析足球流氓。

　　顏強表示，“京罵聯盟”的成員從年齡上還在反叛、反權威的階段，球場是他們展示個性的地方。“他們這個年齡，在公共場合展示個性的地方太少了。”

　　在顏強的觀察中，英國、德國盛產的“足球流氓”，其成員多為30歲到40歲的白人男子，多少帶有種族歧視的特性，收入中等偏下，有著很強的勞工階層的特性。“你說他們是球迷嗎？他們可能對球不感興趣，只是支持某個球隊。他們到球場并不為了看球，他們與酗酒和暴力有關，專門是為了鬧事，發泄社會情緒。”

　　“中國還沒有足球流氓的群體，有的，只是個體。”顏強說。

　　在顏強看來，凌力和他的伙伴們面臨的問題可能與教育有關，而不是單純的球場問題。

　　“也許他們長大了，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業，這樣的行為可能會減少一些。”顏強說。(記者 徐一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