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在物業公司做保潔員的女工，決定向公司討要加班費。可是公司從未和她簽訂過勞動合同，她遇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怎么證明自己和公司有事實勞動關系。她找過幾個同事，但大家都害怕丟掉自己的飯碗而委婉拒絕了她。就在她絕望時，她曾經工作過的小區里的一名大學教授站了出來。

　　辛勤工作少回報

　　于海美(化名)從2001年開始，就到了某物業公司上班，從事保潔員的工作。沒有勞動合同、沒有社會保險、沒有加班工資，于海美說，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今年5月。她看到單位很多人離去后都問公司要加班費和社會保險，她也試著去要了一回。

　　“在公司工作近6年來，我一直遵守公司的勞動紀律，服從公司的安排，認真履行崗位職責。工作時間是從早上6點到晚上6點，從沒休息天。公司在2004年2月開始安排我到公司幾個重要人物家里做衛生，但中午都沒有休息的時間。最讓我心中不安的是，我老母親住院半個多月我都沒能回家陪她老人家。”

　　于海美希望用自己的勞動換回一個好的答復，但結果是什么也沒有改變。她動了辭職的念頭，這個時候她從報紙上看到可以向用工單位主張加班工資和社會保險時，決定找律師幫助自己打這場勞動仲裁。

　　這樣一來，她的工作也沒法干了。

　　取證遇到難題

　　南京金路律師事務所律師徐軍開始為于海美搜集證據。徐律師告訴記者：“到勞動仲裁提起仲裁請求時，至少需要證明勞動者和用工單位之間存在勞動關系。而有關申請的請求一般勞動者按事實主張后，要由用人單位提供證據反駁，不然用人單位就得按照勞動者主張的事實賠償勞動者的損失。所以，于海美手中沒有考勤表沒有工資單的問題可以讓對方舉證，但是勞動關系這一環節必須要由于海美先證明給仲裁委，不然仲裁委受理起來比較困難。這個問題適用很多勞動爭議案件。”

　　可是于海美沒有勞動合同，手上沒有什么證據。同事們當然知道于海美的工作狀況，可是他們還在物業公司上班，害怕作證后要遭到報復，不敢站出來。

　　徐律師和于海美商量后，決定找她曾經工作過的小區業主來作證。但很多業主雖然表示確實知道于海美在小區工作的事實，但不想和物業把關系搞僵。當律師走訪到南京師范大學李教授時，得到了不一樣的答案。

　　教授站出作證

　　徐律師向記者介紹情況說，李教授是從事法學研究的，對于作證的問題，他態度非常明確，公民有義務作證。他當即把自己知道的情況揮筆記于紙上：

　　就徐軍律師向本人了解于海美在物業公司從事保潔工作的時間一事，本人證明如下：

　　本人于2001年底，在小區(小區名在本報道中略)里裝修并于次年春節前入住。其間共有幾次見到一高個女保潔員在我們樓道搞衛生。入住后在小區里也見到過幾次。后聽說該女同志姓于，但不知其名。近兩年來沒怎么見到其在小區里工作。最近聽說該保潔員離開物業公司，并正在與一公司處理勞動爭議。以上所述屬實，特此證明。

　　寫完這段嚴謹的文字后，李教授鄭重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正因為有了李教授的證詞，于海美訴物業公司的勞動爭議案件在鼓樓區勞動仲裁委順利立案。記者了解到，物業公司暫未作出反應。

　　如何解決證人不作證問題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律師在調查中的正常取證工作常常遇到困難，一些單位或者個人大都不愿配合，生怕自己的言行招來是非。不僅僅是在民事方面，刑事案件方面，警察向知情者取證時也不那么容易，一些當事人害怕遭受報復。這導致一些案件的真相難以查明，一些人的損失也無法通過法律得到賠償。

　　雖然在我國的《刑事訴訟法》中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但是只規定了是義務，仍缺少對證人不履行出庭作證義務承擔法律后果的相關規定，也缺乏對證人保護的措施。這種現象對于法治社會的建設是不利的。

　　徐軍律師認為，除了要呼吁，在立法上要完善對證人保護的規定和證人不履行出庭作證義務的法律后果的規定之外，法律應當明確增加給予證人作證經濟補償的規定。對證人出庭的交通費、住宿費、誤工費等直接損失明確規定補償標準。

　　當然如何解決證人不作證問題，不僅僅是立法需要完善，也需要公民維護法律公平的勇氣。今天你不為別人作證，又怎么能希望明天別人給你作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