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一度是反扒英雄，榮譽證書證明他們曾經的榮光。然而，從反扒英雄到罪犯，僅有一步之遙。

　　利用反扒偵查經驗，掌握反扒偵查路線及時間，熟悉反扒人員及便衣警察等優(yōu)勢，使這部分扒手危險比一般扒手要大得多。

　　他叫姚軍，曾經是一名反扒聯(lián)防隊員，并因反扒業(yè)績突出榮獲南京市“見義勇為先進個人”。據說，在他18年的反扒經歷中，親手抓到的扒手多達四五千人。

　　然而，命運和他開了一個玩笑，從反扒隊員到扒手，原來只有一步的距離。

　　2007年7月3日，因涉嫌盜竊罪，這位昔日的反扒英雄在南京市秦淮區(qū)法院接受審理。

　　個案：18年的反扒英雄，“帶上兄弟自己干”

　　1970年出生的姚軍，16歲初中畢業(yè)后就沒有繼續(xù)上學，進入南京市夫子廟一家老字號餐館當了面點學徒。因為好奇，在餐館沒事做的時候，他喜歡和家門口一些年齡大一些的男孩子們一起到公交車上偷東西。由于“手藝不佳”，他被抓了好幾次，但每次都因為證據不足逃避了應有的懲罰。直到1989年4月，當他又一次上車扒竊時當場被抓，并被行政拘留10天。

　　這10天徹底改變了姚軍的人生軌跡，他決定拜師學藝，專攻“反扒”。因為做扒手時，他認識了一位50多歲的老頭，而此人正是南京市第一批反扒隊員。從拘留所出來后，姚軍便成為這位老頭的忠實追隨者，每天干完活后，就跟著老頭上街抓扒手。

　　1991年，南京夫子廟派出所把姚軍從餐館借調過來兼職搞反扒，以免收餐館聯(lián)防費作為交換條件。由于成績突出，姚軍幾年后就成為該派出所下屬反扒聯(lián)防隊隊長。“據介紹，有一年姚軍帶領手下，抓到后被送勞教的扒手就有70多人。”秦淮區(qū)檢察院辦案檢察官告訴記者，“他的本領確實很厲害，在南京反扒一行數一數二，比很多民警都厲害。”因為反扒業(yè)績突出，姚軍獲得南京市“見義勇為先進個人獎”等多項榮譽。

　　轉折，從2003年開始。南京市夫子廟派出所的領導換了，他不再被信任，后來就干脆離開反扒聯(lián)防隊，只是偶爾接到其他派出所要求協(xié)助的電話。

　　也就在這個時候，一個叫陳嘉玉的人出現在姚軍的面前，并最終改變了姚軍的命運。陳嘉玉也曾經是一名反扒隊員，但技術水平不高，遠不能與姚軍相提并論，這個人多年前就開始和其他扒手合作扒竊，從中“抽頭”，是一個賊頭。經過陳嘉玉的一番“諄諄教導”，失意的姚軍接受了陳的建議：帶幾個兄弟自己干！

　　2006年12月，陳嘉玉和姚軍“邀請”到5個人：綽號“楊子”的楊友齊、綽號“皮球”的于寧、綽號“小孩”的雷富強、綽號“老二”的黃連軍及張家輝。楊友齊也曾經是一名反扒隊員。陳嘉玉和姚軍是這個團伙的“老大”。團伙內部有不成文的規(guī)定：每次“干活”時，“皮球”、“小孩”和張家輝負責扒竊，陳嘉玉、姚軍和楊友齊負責望風、接貨，陳嘉玉還負責銷贓。銷贓后，所得實行“三七開”，望風的得“三”，扒竊的得“七”。扒竊的地點是公交車，目標是手機。望風的對象包括便衣警察、反扒隊員、保安，以及公安牌號的車輛，等等。

　　好景不長。這伙人正在實施扒竊時，被南京市公共交通治安分局的便衣民警當場抓獲。2007年5月21日，南京市秦淮區(qū)檢察院對該案依法提起公訴。起訴書指控：2007年1月26日下午16時至19時許，被告人陳嘉玉、姚軍、楊友齊利用反扒經驗，組織被告人于寧、雷富強、張家輝、黃連軍在南京市秦淮區(qū)“好又多”超市和中華門附近公交車站，趁乘客上車之機扒竊手機(或小靈通)12部，共計價值7705元。

　　透析：反扒英雄因何蛻變

　　5月24日，就在秦淮區(qū)檢察院對陳嘉玉、姚軍等人提起公訴的第三天，江蘇省常州警方公布，昔日“反扒英雄”周餾明因涉嫌多次敲詐小偷錢財被捕。老周，50歲，是江蘇常州絲印廠一名下崗職工。據說，老周這幾年抓到的小偷不下百名，從當地有關部門領取的見義勇為獎金就有萬元以上。然而，從英雄到罪犯，老周的蛻變只用了一年時間。

　　南京的姚軍和常州的老周等反扒人員涉嫌違法犯罪事件并非個案，南京此前就曾發(fā)生反扒隊員用鐵棍打傷“扒手”的事情，安徽宿州的“反扒英雄”劉孝雨因涉嫌敲詐勒索被刑拘，反扒者涉嫌犯罪事件頻頻發(fā)生。近些年來，一些民間反扒組織在各地紛紛涌現，有的地方還成立了諸如“青年志愿者反扒大隊”、“民間反扒聯(lián)盟”等，有的甚至還發(fā)表了“反扒宣言”。秦淮區(qū)檢察院副檢察長翟云峰對此不無擔憂，“他們的存在對維護社會治安有積極意義，但是一旦反扒隊員成為扒手，甚至一些反扒英雄變成‘黑老大’，這就應該引起我們的警惕。”他認為反扒人員涉嫌違法犯罪事件頻發(fā)的原因主要有三點：

　　一是反扒人員素質普遍不高。目前各地出現的反扒組織多為民間自發(fā)，也有一部分是公安機關自行聘用的一些反扒兼職人員，由此帶來人員素質普遍不高的問題，隊伍的純潔性從源頭上就很難保證。“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具有前科，甚至原來就是扒手或小偷。因為，反扒也是一項技術活，不是誰都能干得了的。”翟云峰介紹，“抓扒手必須人贓俱獲，必須在物品脫離主人控制的那一瞬間，也就是百分之一秒左右的時間。”

　　二是對反扒人員缺乏科學有效的管理。反扒行為是社會需要的行為，是社會提倡的行為，但長期以來，反扒行為在法律上并沒有明確的支持和保護措施。即使是一些基層公安部門因為工作需要，臨時招聘一部分兼職反扒人員，也往往存在著“重使用、輕管理”，甚至“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現象，缺乏科學有效的管理教育，甚至是無人監(jiān)管。當然，這些人更沒有執(zhí)法身份，公安機關在描述抓獲經過時，一般都使用“群眾扭送到公安機關”等字樣，反扒人員＝群眾。

　　三是一些反扒人員心理失衡。反扒人員主要職責是協(xié)助警察在車站、商場等人員相對集中的公共場所捉拿小偷。由于反扒人員不具有執(zhí)法資格，不能單獨行動，也無權配備警械，他們在抵制扒竊的過程中隨時有被小偷群毆致傷的可能，因此反扒是一項高危險職業(yè)。“但他們的收入不高，從最初一月幾十元，到現在最多每月500元。他們的低收入與小偷們輕而易舉所得形成反差，導致心理失衡。”于是，一些意志不堅定的反扒人員就利用反扒偵查經驗，掌握反扒偵查路線及時間，熟悉其他反扒人員及便衣警察等優(yōu)勢，與扒手相互勾結扒竊財物來彌補“缺失”的利益。

　　出路：一靠素質，二靠保障，三靠管理

　　客觀地講，在社會秩序不太好，警力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反扒人員有其產生和存在的現實需要，他們所發(fā)揮的作用有目共睹。但從另外一個方面講，由于這些人員的素質參差不齊，容易受到不良環(huán)境的影響，導致反扒行為超出“合法”的界限，甚至在一定條件下發(fā)生質變和異化，又有可能構成影響社會穩(wěn)定的另一種隱患。

　　南京益和律師事務所雷漢舢主任接受采訪認為，維護人民群眾的生命和財產安全，是國家或政府的使命，國家也以法律的形式規(guī)定，維護公民財產安全的這一職責主要由公安機關來承擔。所以從法律上講，“反扒主要是公安機關的職責，是警察職責所系。”當然，我國法律同時規(guī)定公民有權制止違法犯罪行為，并將違法犯罪分子扭送公安機關。“在維護社會秩序方面，反扒人員將扒竊者扭送公安機關，也是一種盡義務的方式。”

　　如何使公民在履行義務的過程中，減少或杜絕自身的違法犯罪行為呢？“一靠素質，二靠保障，三靠管理。”東南大學博士生導師袁久紅認為。據介紹，今年2月，海口警方在全國首開先河，公開向社會招募反扒志愿者，成立海口反扒志愿者大隊，并給志愿者頒發(fā)證書明確他們的身份。警方在提供法律和技術幫助的基礎上，要求義務反扒員在從事反扒活動時，只能和民警或便衣一起協(xié)助行動。同時也積極與保險公司協(xié)商為隊員們辦保險。“這將有利于反扒行為走上正確的軌道，讓反扒人員依法反扒，做到不越權，不違法，促進社會治安穩(wěn)定。”

　　關于反扒人員的素質，袁久紅認為，富有正義感和責任感的人，應該是有關部門挑選反扒人員的首要條件。此外，還有兩點要注意：一是身體素質好。“反扒是個苦力活，如果健康有問題，或體力不行，就很難勝任。”二是受過公安機關打擊處理特別是有前科的人不能要。“這些人的意志一般比較薄弱，容易犯錯誤、出問題。”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一些反扒英雄最終淪落成罪犯，與他們沒有適當的保障有很大的關系。”袁久紅認為，一方面對反扒人員的權利要有適當的保障，特別是當他們的人身權利受到侵害，如小偷對他們進行威脅甚至傷害時，公安機關一定要站出來“為他們說話”。另一方面，反扒人員的物質生活要有適當保障，除基本工資待遇外，可根據工作性質給他們辦理人身意外傷害保險等相關保險。“他們的基本生活一定要有保障，否則，很難保證不會有人‘反戈一擊’。”

　　如何管理好這些反扒人員？袁久紅指出有關部門要勇于承擔管理責任，承認他們“為我所用”，并建立一套監(jiān)督和管理的規(guī)章制度，定期檢查、適時監(jiān)督，真正用紀律和制度規(guī)范反扒人員的行為。“反扒人員為填補警力不足而由公安機關聘用，雖然工作存在隱蔽性和非連續(xù)性，但嚴格的管理確實是杜絕他們違法犯罪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即便個別人因反扒而觸及法律底線，也是其個人法律觀念不強，或尺度把握不當，或背離最初立場所致。“教育就顯得尤為重要。”

　　2007年3月，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分局出臺了《反扒聯(lián)防隊伍管理規(guī)定》。4月，該分局又開始公開招聘全職反扒人員，雖然他們否認“收編”這一說，但有理由相信，南京的反扒隊伍管理將逐步走向規(guī)范化、法制化。(崔潔 肖水金 楊青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