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有家公司欠下184萬元債務后，名下的184萬元股票被法院凍結。當債主提出要變賣股票兌現時，執行法官卻認為這批股票有升值潛力。在征得原、被告同意后，法官將這批股票捂了一段時間，并成功使其變成了423萬元。這是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法院執行完結，債權人拿到了執行款，債務人更獲得了239萬元增值收入。(《長江商報》7月13日)

　　從個案來看，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比起一張法律白條要讓人欣慰得多。但問題并不在結果而在過程———我們要討論的是法官能不能替被告炒股———作為法律職業者的法官是否適合代為當事人進行股市操盤？虧損之后導致執行不能怎么辦？

　　法官替被告炒股違背了司法中立，事實上是將本該屬于債權人的可期待利益強行轉移給了債務人。不否認債務人的可期待利益應該得到司法的尊重，但債權人呢？如果債務人按時履行生效裁判文書，債權人也可以將這筆執行款項投入股市，可能也會獲利頗豐。法官捂住債務人的股票，實際上是將本屬于債權人的可期待利益捂在債務人的身上。

　　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第52條規定，對被執行人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中持有的股份憑證(股票)，人民法院可以扣押，并強制被執行人按照公司法的有關規定轉讓，也可以直接采取拍賣、變賣的方式進行處分，或直接將股票抵償給債權人，用于清償被執行人的債務。對已到期的債務，被執行人只有股票可以執行的，要么轉讓，要么拍賣、變賣、要么抵償。

　　在武漢的個案中，執行法官聲稱其替被告炒股是得到了原、被告雙方同意的，似乎充分尊重了當事人的自主權。我不否認在很多時候債權人也會同意這種可期待利益的轉移———于“執行難”的大背景之下，能夠收回本金就夠了，至于遲幾天，還在可容忍的幅度之內。但是，此先例一開，也許在“執行難”的諸多表現中，又將多出一種———因法官代為炒股而虧損之后，原本不難的執行也變得很難。

　　也許武漢的個案的確在三者之間實現了各方所期待的正義。但要知道，程序正義才是社會的正義，實體正義只是個人的正義，個案中的當事人也許會滿意，社會卻難以滿意這種將更多執行致于不確定狀態之下的所謂“正義”。

　　(作者王琳 單位：海南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