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省檢察機關立案監督并跟蹤督辦平江證人鄧鏹保被打事件后，目前公安機關正加大辦案力度，全力投入對唐法安涉嫌打擊報復證人一案的調查取證。7月11日，平江縣公安局天岳派出所所長胡建軍在接受采訪時向記者表示，他們在調查該案過程中，取證遇到了一些困難。

　　目擊者不愿出面作證

　　鄧鏹保被打的其中一個事發地點是中國銀行平江縣支行營業部，因為當時營業大廳的監控系統沒有開啟，所以沒有留下事發時的錄像資料。7月11日，該行行長艾上游向記者證實，事發的前一天即6月19日該行停電，值班經理6月20日到外地出差，出發前未及通知接班經理重新啟動因停電自動關閉的監控系統，所以，當天營業大廳未留下錄像資料。記者找到了一些現場的目擊證人，他們向記者證實了當天鄧鏹保被挾持的騷亂場面，但也有很多人表示，縣城那么小，礙于熟人情面，他們不好出面作證。

　　“大家聽說是證人被打了，更不愿出來作證了。”胡建軍說。他認為這種狀況和目前我國證人保護制度不完善有關。結合辦案經驗，他向記者透露，公安機關在辦理一些惡勢力、黑社會性質、毒品犯罪案件時，群眾尤其不愿、也不敢出來作證。“罪犯服刑出來后，要是去找麻煩，他們上哪兒去尋求保護？”

　　證人保護存在制度性缺失

　　湖南省檢察院研究室副主任、刑事訴訟法學博士王國忠認為，鄧鏹保的遭遇是由于我國證人保護的制度性缺失造成的。他說：“國家有義務保護證人，但在當前的司法實踐中，強調證人作證義務的多，規定證人作證后應該享受保護的少。我想，鄧鏹保現在肯定很害怕，精神壓力很大。”

　　針對這起證人被打事件，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何家弘在接受記者電話采訪時分析認為，我國現有的法律制度對證人、舉報人的保護有所規定，如《刑法》第四十九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

　　《刑法》第三百零八條規定：“對證人進行打擊報復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但他認為，這些法律規定對有關部門對證人實施保護的具體職責規定得很不明確。

　　“法律規定公檢法都有責任保護證人，但是哪個環節保護、具體哪個部門保護，卻規定得很不明確。誰都應該保護，就成了誰都不保護，證人就得不到有效保護。”何家弘教授指出，這是目前我國證人保護制度存在問題的癥結所在。王國忠也分析說，證人保護的主體規定過于籠統、在證人保護方法上缺乏預防性保護措施、在保護程序上缺乏可操作性規定等，是阻礙公民履行作證義務的深層原因。

　　證人保護有三個環節——訴訟前保護、訴訟中保護、訴訟后保護，何家弘向記者介紹說：“目前我們在訴訟中對證人保護做得較好，但很多證人遭到打擊報復是在審判后，比如鄧鏹保被打事件。”他指出：“司法機關要設身處地為證人著想，不可以在訴訟中想到證人，加以有效保護，而在案件審判后就對證人不管不顧。”他呼吁，相關部門要改變這個陳舊的觀念。

　　王國忠則認為，我們可以借鑒國外證人保護的一些經驗，如身份保密、安置住所、變更身份、身體安全保護等，“要體現以人為本、為訴訟服務。”他說。

　　證人保護制度是一項系統工程

　　采訪中，何家弘告訴記者，由于刑事訴訟法中對證人保護方面的規定十分簡單，近年來很多人大代表呼吁制定一部專門的《證人保護法》，在證人出庭、作證、補償等方面作出明確規定。王國忠也認為，可以考慮在訴訟法修改時對證人保護作出相對概括性規定，然后制定一部專門的《證人保護法》，對證人保護問題予以詳細規定。

　　何家弘指出，證人保護制度是一個涉及人、財、物的系統性工程。“給予重點證人24小時保鏢式保護，或者給予證人作證保護，為其重新安置生活，這些錢由誰來出？”他認為這些問題不是單純靠法律規定就可以解決的。王國忠也認為，對證人保護的問題除了要進行立法研究，還要進行社會性研究，增強法律規定的科學性和操作性。

　　談及鄧鏹保被打事件時，兩位專家一致認為，司法機關要維護良好的社會環境，對傷害證人的事件必須嚴格按照法律懲處，否則正氣得不到弘揚，社會公正就會受到損害。

　　(作者：高斌 湯維駿 方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