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有紅娘，今有紅爹”是杭州市一個頗有些知名度的說法。2007年5月26日，身穿大紅色唐裝的杜錫冠被請上了杭州萬松書院相親會99期特別活動的主席臺。作為杭州最早的公益相親品牌——萬松書院相親會的主要策劃人和組織者，這位“紅爹”開口便問在場的青年男女“今天是什么日子？”底下大聲應和：“5·26，我愛儂！”

　　當天早上6點多，杜錫冠就趕往萬松書院，這里已聚集了不少前來為子女相親的家長。剛過9點，他又坐上汽車，匆匆趕往錢塘江對岸的杭州樂園分會場——海歸、IT青年專場相親會。這里的主角是300多名年輕人。

　　5月26日當天，杭州的集體相親活動創下歷史新高——在黃龍洞、萬松書院、下沙高教園區和太子灣公園，4場由不同單位主辦的“集體相親大會”同時上演。據當地媒體統計，“總數上萬的出生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單身青年，包括其父母在內，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在批量‘流水線作業’中，尋覓姻緣”。其中有不少人一天內趕了兩至三場相親會，真是“相親相到腳抽筋”。

　　新版“梁祝”

　　萬松書院位于杭州萬松嶺，相傳是梁山伯和祝英臺求學之地，也是他們愛情的發生地。幾年前，有關部門在萬松書院舊址上修建了公園，但人氣一直不旺。2005年3月，公園開始與杭州日報社攜手舉辦相親會之后，這里成為新的熱門旅游景點，每天都有幾十個旅行社團隊光臨，多的時候達近百個。這些旅行團，大多是為了“看相親文化”而來。

　　當時，《杭州日報》上登出一則小消息：周六在萬松書院舉辦公益相親會。“我們原本以為能來一兩百人，結果來了近千人。”杜錫冠回憶說，萬松書院相親會沒做任何廣告，很快就靠著百姓口碑聲名遠揚，“在杭州，幾乎沒人不知道的。現在，每場相親會都有浙江其他地市、上海、山東等地的人趕來相親。還有從北京和海外打來電話委托相親的。”

　　和其他相親不同，萬松書院的相親打的是“家長牌”。每逢周六，總有數百名家長自發趕到萬松書院，為兒女相親。5月26日這天，從建德趕來的姚老太太一到公園門口，就有人問她“是兒子還是女兒”。男孩家長發一張綠牌，女孩家長發一張紅牌。放眼望去，紅牌明顯多于綠牌。老太太滿意地說，看來有很多可選擇的。進了公園內，數百塊牌子上貼著適婚男女的照片和情況介紹。家長們可以選擇記下有興趣的人選的編號，也可在牌子背面寫上自己的聯系方式。

　　更多的父母們愿意自由攀談，其實也是在考核“未來親家”。這里一名工作人員介紹說：“杭州有個習俗，選媳婦要先見見未來丈母娘，什么樣的母親就教出什么樣的孩子，所以好些老人，是先觀察別的父母，覺得長相、氣質都符合自己要求的，才上前攀談。在我們這里，老人們連上洗手間也是主動排隊，還相互謙讓，因為遇到的很可能是未來親家，大家都想留個好印象。”

　　2006年，萬松書院相親會組織了一場規模盛大的集體婚禮，參加者都是在萬松書院相識相愛并結婚的。組委會對2005年登記并留下聯系方式的男性青年進行回訪，發現其中有50%已經結婚或即將結婚。“當然，他們并不一定都是在萬松書院找到另一半的，不過萬松書院還是讓他們多了很多選擇的機會。”

　　選擇萬松書院作為相親會的場地，相關人士考慮了很久。相親會秘書長陳建農說：“雖然這里過去發生的是愛情悲劇，但萬松書院畢竟是個有深厚文化底蘊的地方，而且體現了青年男女對愛情的追求。它位于市區卻又相對安靜，周圍沒有其他商業設施，大家身處優美的自然環境中，也比較容易交流。”

　　“萬松書院相親會能夠走到今天，我覺得是公益的力量。”杜錫冠認為，傳統婚介是一個暴利行業，而且運作中存在很多欺騙顧客的成分，“杭州《錢江晚報》一位女記者，就曾經假扮征婚者去了一家傳統婚介，結果不斷地被催繳各種名目的費用，安排見面的也都是條件比較差的對象，后來她的親歷發表在報紙上，引起很大反響。”

　　相比之下，萬松書院相親會，從一開始就打的公益牌。在現場登記、咨詢是免費的，想要獲得更多資訊和單獨的約會服務，需要向配套的服務機構交納300元會員費。杜錫冠認為，和傳統婚介動輒數千元的收費比起來，這300元只是成本費。

　　聽到杜錫冠在談論傳統婚介，一位大媽忍不住進來插嘴：“我開始也在傳統婚介給女兒找對象。我女兒碩士畢業，年收入也有10萬元，條件很不錯。婚介向我們收了1萬元錢，也只給安排了兩三個很差的人見面，有的大學都沒畢業。我們損失的不僅是錢，還白白耽誤了一年多時間。”

　　“新包辦婚姻”

　　2007年春節，杭州一幫年輕人舉行中學畢業15周年慶祝活動。其中有一半人帶來了自己的另一半。在一家世界500強企業工作的H先生，一臉喜色地介紹妻子的同時，自豪地宣布“我這是‘新包辦婚姻’，父母幫我相親決定的”。

　　H向尚未結婚的同學介紹經驗：還是“包辦婚姻”好。在座的其他兩對剛結婚不久的新人，也表示自己是相親而后結婚的。有細心人在當年同班的40余個同學中做了統計，已結婚的近30位同學中，有一半是父母介紹相親成功，有約四分之一是通過網絡交友找到另一半。

　　大學剛畢業時，H和很多其他同齡人一樣，對相親持反對態度。但由于工作忙碌，他沒有太多時間去結識異性。而父母四處張羅著為他物色對象，時間久了，他也就漸漸接受了。“比起自己去找，父母幫著篩選節約了寶貴的時間成本。而且現在的‘包辦’不同于梁祝時代，父母只是牽線搭橋，幫你了解對方的情況，最后是否結婚，選擇權還在個人。”在見了幾個女孩后，H選定了妻子，而他的妻子，之前也被父母安排過幾次相親。

　　已經退休的萬女士，每周六上午在萬松書院，下午則趕去黃龍洞為28歲的兒子物色對象。一年前，她總是偷偷拉著丈夫來，不敢讓兒子知道，因為兒子一直反對相親。而如今，兒子有時還會主動開車送二老去萬松書院。“我兒子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變化？我想大概是報紙上總報道公益相親，在社會上有很好的口碑，所以他也慢慢接受了。”

　　在一家IT企業當工程師的杭州小伙子鄭先生，也從反對相親到接受相親，最終和相親對象結婚，目前孩子已經兩歲。他說，經歷這番變化，并不是自己對所謂“傳統勢力”的妥協，而是真覺得“門當戶對”有道理。“父母是最疼愛孩子的，所以他們一定不會欺騙孩子、傷害孩子。很多年輕人不好意思問的問題，比如對方的收入情況、家庭條件，家長們都能單刀直入，快速了解，然后選擇門當戶對的介紹給孩子認識。”

　　“我讀書時，一直覺得‘門當戶對’是個貶義詞，現在才覺得，這是一個中性詞。門當戶對，不僅僅指雙方的權勢地位，更重要的，其實是雙方的學歷、工作、家庭背景甚至宗教信仰。有著相似背景的人，價值觀比較容易一致，也更容易磨合。”鄭先生認真地對記者說。

　　在萬松書院，就有父母對孩子婚姻干涉過多的反面案例。陳建農指著人群中一位滿頭白發的老婦說，這個阿姨過去對兒子干涉太多，不喜歡兒子找的對象，愣是“棒打鴛鴦”。兒子由此對母親心存芥蒂，對母親介紹的女孩子，不論對方人品好壞，一律冷淡拒絕。如今，兒子已經快40歲了，還是單身。陳建農在記錄這段故事時，用的題目是《一個母親的懺悔》。

　　新相親時代

　　與萬松書院同樣熱鬧的，還有浙江紅娘網從2006年開始在黃龍洞公園舉辦的現場相親。這里每周六舉辦一場中型相親咨詢會，每月還會有一次大型的“浙江紅娘日”活動，平均每次參加人數逾3000人，單場最高人數超過5000人。2007年5月，杭州太子灣公園也開始舉辦類似的公益相親活動。

　　相親現象繁盛的背后，凸現的是現代青年人擇偶難的社會問題。杜錫冠說，他在為自己女兒張羅找對象的過程中，發現這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社會問題，由此產生了辦相親會的想法。一個孩子是否能找到一段合適的姻緣，涉及父母、祖父母等6個人的心情，能夠成就一對姻緣，就能讓兩家14個人感受到和諧，“這不是關系到和諧社會的大問題嗎？”他笑言。

　　陳建農把舊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比作封閉的“小農經濟”，把在各大城市頻頻上演的“集體相親”稱為“工業革命”。

　　但他們同時也指出，這一“流水線”在批量制造大量愛情機遇的同時，仍存在不少隱憂。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流水線化相親”如何突破成功率的瓶頸。

　　“每次我到萬松書院，總能看到幾張熟悉的面孔。”多次前來的萬女士，和一些老人已經成了朋友。萬松書院相親會舉辦83期時，一位老人主動向媒體“爆料”，說自己已經來了83次，還沒替孩子物色到理想的對象。

　　“來萬松書院相親會的，女方家長占三分之二，男方家長只占三分之一，而且女孩中，又以學歷高、收入高、素質高的‘三高’女孩為多，所以成功率受到限制。”杜錫冠如此分析。

　　萬松書院相親會，雖然在杭州本地名氣很大，但對它的評價也不盡一致。有人戲稱那里是“相親的農貿市場”。當地媒體的一篇報道曾提及，前去相親的老爸老媽太過注重物質條件，有的還帶上房產證、子女工資條來“驗明正身”。

　　一位在杭州工作的外地小伙子鄧杰，多次去萬松書院為自己相親。很多老人都認識他，也說小伙子不錯，但就因為他沒房子，不愿意把女兒介紹給他。鄧杰總結了杭州丈母娘的三大要求：樣子好、學歷高，還要物質條件好。他建議，“丈母娘們應該多考量考量我們的發展潛力！”

　　鄧杰和“杭州丈母娘”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兩代人的分歧。杭州本地一位研究社會學的大學教授分析說，所有的家長來萬松書院都是為子女來談婚論嫁的，但他們往往忽視兒女的要求。年輕人在愛情歌曲、愛情小說、愛情電影中長大，更渴望談情說愛，而家長過多地關注對方家庭的經濟條件與社會地位。關注點不同，導致兩代人有不同的態度。

　　所以，這位教授并不贊同父母相親的形式，“鞋子合不合腳，只有年輕人自己知道，老人還是不要參與的好。”不過，這位教授的同事卻與他觀點不同：父母相親會給孩子提供更多的選擇機會。

　　在傳統包辦婚姻時代誕生了梁祝、許仙與白娘子這樣“自由戀愛”故事的杭州，當代婚戀觀念似乎正呈現出一組饒有意味的圖景。 (蔣韡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