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山縣法院副院長高裕民并不覺得有不妥之處。

　　“本案當事人的特殊身份不在法律規定范圍之內”，他本人也認為自己不會受到干擾而影響案件的公正，“我和他們都很熟，我們有職業道德，不可能影響司法公正。”稷山縣檢察院副檢察長張小平則認為，刑訴法規定很清楚，稷山縣檢察院起訴，只能向稷山法院起訴，稷山法院就可以管轄。

　　縣公安局長賈崇文說，為這個案子，李潤山曾找過他，“提到他們家都有老人，看能不能從輕處理。

　　我說這是法院決定的事情，最好還是依法處理，李書記最后還是說看能不能從輕處理。

　　3名“誹謗者”都是干部

　　李潤山說，至今他也搞不清楚為什么是這三個人，“于公，我從來沒有打壓過他們，甚至都不認識；于私，更是談不上傷害。”“立案之后，我們發現是楊秦玉，我們感覺非常奇怪，不僅是人大代表，還是人大法工委主任。”賈崇文說。

　　熟悉楊秦玉的人，用“不可思議”來解釋自己的感受。“這是個老好人，謹慎、低調，作為縣人大代表，卻從來也沒有給領導提過意見”一位與之共事30年的老同事說。

　　楊秦玉52歲，薛志敬55歲，南回榮57歲，都是稷山縣的科級干部，處于退休的邊緣，一輩子默默無聞。

　　在與之交好的黨校老師梁油慶的印象中，楊秦玉脾氣不暴躁，薛志敬是好人，南回榮不惹事。多數人認為他們的社會信譽度高，并且南已退居二線，薛和楊年齡也快到了，“政治上不可能有何想法”。

　　李潤山承認只與薛志敬打過交道。薛志敬描述的情況是，當時李潤山的女兒要出國留學，而薛的一個內弟早年就定居英國，便幫助李的女兒辦了出國擔保的手續，作為回報，在李的安排下，薛的另一個內弟媳婦由企業被調到了事業單位工作。

　　南回榮扮演著這次誹謗案件執筆人的角色。“這是一個比較冒失卻不乏正義感的人，平時就愛給人寫訴狀，鳴不平。”與南同村的一名鄰居說，南此前最“出彩”的事情，是該村一名村民被當地公安局誤抓，南回榮把訴狀一直寫到全國人大，最后促使事件圓滿解決，“此事他是逢人便講，生怕別人不知”。

　　警方透露，在南回榮家里還搜到了幾封舉報信，分別指向幾名縣里的干部。李潤山由此稱之為，“這下把稷山縣匿名信的窩子挖出來了”。

　　小城“整風”

　　在薛志敬歸案前一個月，這座僅有32萬人口的小城里正經歷著一場干部“整風”運動。

　　楊秦玉記得，在案件開庭前兩個星期，縣委副書記兼紀檢委書記董旭光和他們談話：為給全縣干部警示教育，縣里決定召開警示教育大會，要求當場做深刻檢討，并強調“給你機會，你就要把握”。

　　檢查從7月19日開始寫，不深刻之處，改；有不妥當的地方，再改。“他們讓我怎么寫，我就怎么寫。”整整三天的時間，經過一次次“把關”，檢查被認為“滿意”。

　　于是在2006年8月2日，戴著手銬被押至縣委后，在全縣科級以上所有干部及一些退休老干部近500人面前，楊秦玉和南回榮做了稷山縣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檢討。

　　隨后，二人檢討的錄像在運城和稷山縣電視臺新聞頻道中播出。2007年5月17日薛被判刑的第二天，當地的稷山日報在頭版登載了長篇報道，這份據稱發行量五六千份的報紙，當日發行量創出新高———加印至3萬份，在全縣范圍內進行派發。

　　李潤山說，事情出來后，有人向他建議“好好剎剎風氣”。

　　這一“風氣”，是指當地告狀信和“小字報”橫行。按照老干部們的介紹，稷山官方與民眾之間，在很多事情上，有時候很難得到有效溝通，便以這種“非常規”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意見。

　　在運城一些縣區，方法基本類似，一般都是傳單的形式，要么塞在辦公室或家門口，要么張貼在墻上，路燈上，要么隨手撒在大街上。記者采訪期間，賓館中便被塞進揭發縣里一名干部的傳單。

　　“這次案件對稷山來說并不罕見，多年來在稷山屢次發生這樣的事情，就是說，投小字報，寫匿名信，編順口溜，甚至還用更卑鄙的手段對在職干部，進行一些不正常的誹謗。”公安局長賈崇文說。

　　賈崇文承認，歷次發現的“小字報”中，幾乎涵蓋了稷山歷任的縣委書記和其他部門主要領導。而這一次，薛志敬等人的這封信，“明顯就不是提意見，明顯是擾亂治安，明顯是動態的不良因素”。

　　5月24日，稷山縣人民法院院長韓建國對本報記者表示，已經得知薛志敬提請上訴的消息，但對于此案拒絕發表意見，“一切等待二審結束再說”。

　　楊秦玉和南回榮也在做最后的等待。他們于2006年8月21日已被稷山縣人民法院裁定誹謗罪成立。由于上訴期限已過，只能期望運城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薛志敬無罪，那么二人可以向運城法院提起申訴。

　　對話

　　李潤山：這一頁已經翻過去了

　　稷山縣委書記接受本報記者采訪，稱“誹謗事件”把匿名信的窩子挖出來了

　　5月21和25日，作為“誹謗事件”中的“被誹謗者”，稷山縣委書記李潤山分兩次接受了本報記者的面對面采訪。

　　“我感覺很突然很冤枉”

　　新京報：你是怎么知道這件“誹謗事件”的？

　　李潤山(下簡稱“李”)：破了案以后，就是開“兩會”第一天之后。公安局發現信后，開始調查的，聽說是縣委辦主任報案的。

　　新京報：當時是什么反應？

　　李：感覺很突然。想的就是有些冤枉，感覺冤枉。

　　新京報：為什么會覺得冤枉？

　　李：從私人關系來講，我沒有傷害過他們，如果他對政府工作有什么不滿意，他告，還有個道理；不告，我心里還不痛快。

　　于公，如果說稷山老百姓說縣委書記水平不高，工作不好，沒有把事情做好，影響了稷山經濟發展，對我有意見，為了老百姓，伸張正義去告，這也是一個道理。

　　新京報：那你覺得自己在老百姓心中是怎樣的形象？

　　李：你可以到稷山了解一下，不能只找干部，要找各個層面的人了解。稷山老百姓對我是認可的，對我的工作能力和形象是肯定的。如果說不認可，如果說他們(指薛志敬三人)說的是事實，那壞了，亂套了。

　　新京報：這么說老百姓是認可你的？

　　李：“兩會”圓圓滿滿、順順利利結束，包括人大政協，對我投的都是全票。我心里非常清楚，領導班子好著呢，工作好著呢，老百姓認可著呢。當然，也有些人反對，人們總是要說一些話的，這是正常現象。

　　新京報：那對工作有影響嗎？

　　李：這件事剛出來的時候，開始的半個月，對我個人的情緒是有影響的，但是我現在想通了。

　　新京報：怎么想通的？

　　李：我把工作干好，把我的書記當好就行了。我在稷山生活這么多年，究竟我是個什么人，什么形象，是丑陋的還是友善的，只要稷山老百姓認可我就行。

　　新京報：不怕影響你在上級領導眼中的形象？

　　李：我們市委書記、宣傳部長，都非常重視這件事情，包括省里申維辰(山西省委宣傳部長)都很關注這個事情。他們就講，李潤山做縣委書記，人品好，工作能力強，這幾年在稷山干下事了，老百姓非常滿意。

　　“對我個人生活是一個侮辱”

　　新京報：你對那份材料本身怎么看？李：他們是純粹胡說，他們這四點沒有一點是成立的。他們完全是在閉門造車，全是編的。

　　新京報：那對你生活作風的描述呢？

　　李：對我個人生活是一個侮辱，對感情是一個傷害。

　　新京報：具體怎么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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