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任意一處，王玉珍“閉著眼睛都能摸過去”。這位年逾六旬的老人，在這里生活了近40年，熟悉每一個角落。

　　可眼下，老太太每走幾步路，便會不安地瞅一眼身邊的房屋。她的腳步很輕，輕得“像貓一樣”。說話聲音也不大，只是偶爾說到激動處，才會略微提高嗓門。

　　“我怕把房子震塌。”她指著不遠處一處宅子輕聲說。這個村子地下空了，房子隨時可能倒塌，她覺得自己得處處小心。

　　這種走路說話的方式，并不是老太太所慣有的。從前，她步子又快又重，嗓門也很大，即使打招呼，聲音也出奇地響。心情愉快的時候，她還會扯上幾嗓子，唱得鏗鏘有力。但自從她家的房子坍塌以后，她的腳步和嗓門就變成了如今這樣。

　　不遠處那棟兩層的青磚小樓，并不破舊，但墻體上赫然布著一道虬曲的裂紋。

　　“都是煤礦鬧的。”老太太被夕陽拉長的影子在地面上緩緩移動，“自從煤礦來了，一切都變了。”

　　能走的都走了，村子成了空村

　　靠近可樂山山頂的大安頭村海拔900余米,位于山西省陽城縣東北約20公里處。2005年，一條窄窄的水泥路劈開大山伸進村子。不過，具有現代文明意味的公共汽車從未在此現過身，倒是轟轟作響的采掘機，早在2003年，就已深入到這個村子的地下了。

　　這一年春天，山西省晉城市煤業集團旗下的寺河煤礦，開始在村子的周邊開挖，一條主巷與村子擦肩而過。這個年產1000多萬噸煤的現代化企業，采用德國和美國的先進技術和設施，悄然改變了這個山村的生活。

　　整個大安頭村見不到任何煤礦的標志：既沒有滿臉煤灰的礦工和漫天飛舞的煤塵，也聽不到機器的轟鳴聲和雷管的爆炸聲，然而大山的肚子，很快就被現代化機械洗劫一空，災難性的后果接踵而至。

　　首當其沖的是房屋。最初是屋頂漏雨，墻皮脫落，墻體裂縫，接著房屋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響，地面沉陷，墻體傾斜，門窗變形，大梁錯位，直至房屋倒塌。

　　王玉珍家的三孔窯位于寺河煤礦劃定的采掘區內，屬于搬遷對象。因找不到合適的房子，又遲遲拿不到補償款，全家只好將就住著。2003年，窯洞開始出現裂縫，不久常有墻皮或掛件無端脫落。次年5月，三孔窯在一場大雨中坍塌。

　　即使是采掘區外的房屋也未能幸免于難。陳小娥家預制板結構的二層小樓建于2000年，如今大門口和院子里已是雜草叢生，房屋墻體上布滿裂縫，活像老樹皮。地面的一角已經下陷，墻體明顯傾斜。幾塊玻璃因門窗變形而破碎。木頭柱子三三兩兩支楞著，勉強支撐起因墻體傾斜而錯位的大梁。一面墻有三個角縫透出光亮，跟別的墻不搭邊，幾欲傾倒。

　　陳小娥遠遠站著，不敢靠近。“小心墻倒了。”她擺弄著手中的鑰匙，催促道，“這里危險，快點走吧。”

　　眼下的大安頭村，無論是新房還是舊房，無論是采掘區內的房屋還是采掘區外的房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損害。全村近百處房屋，其中一半以上的新房，70%已不能居住。

　　當山西這個資源大省像一臺巨泵，為這個高速運轉的國家源源不斷輸出能源時，并非只有大安頭村遭遇這樣的命運。2004年的數據顯示，山西省各類礦山采空區面積達2萬余平方公里，占全省總面積的1／7，且以每年94平方公里的速度遞增。采煤造成地表塌陷1842處，地表破壞面積4.7萬公頃。

　　人們被迫出走。2004年數據顯示，近10年來，山西省地質災害已迫使145個村莊整體搬遷。而在400余人的大安頭村，如今也只剩下不到一半人口，其中多數是老人、婦女和小孩。剩下的人，要么跟別人家擠在一起住，要么仍舊住在自己搖搖欲墜的危房中。

　　“能走的都走了，村子成了空村。”王玉珍說。她也想搬走，可是沒有錢，也不知道能搬到哪里去。

　　我夢到房子塌了，把我活埋了

　　王玉珍老太太不得不繼續生活在恐懼之中。

　　她原本膽子很大，連山上出沒的山豬、狼等野獸都不怕。可是，當寺河煤礦開進這個山村腳下后，她還是感到了恐懼。

　　“下雨天我害怕，睡覺我也害怕。”王玉珍說。每遇下大雨的時候，她躺都不敢躺，要么索性坐著，要么拉上丈夫住到別人家，等待天氣放晴后再回來。

　　從2003年春天她家窯洞出現裂縫開始，王玉珍便再也“沒有睡過一個囫圇覺。”幾乎每天晚上她都要支起耳朵聽聽房屋的動靜。有時，躺上了床也會冷不丁地坐起來，開燈檢查房子。

　　“有幾次，我夢到房子塌了，把我活埋了。”王玉珍說，她甚至盼著窯洞早點塌，那樣她就不用再夜夜擔心了。

　　像王玉珍這樣精神高度緊張的人并不少見，村里幾乎每個人都有類似經歷。“動靜大的那段時間，有的人還會在半夜跑出去，有的人整宿都不敢合眼。”38歲的村醫李小志說。

　　李小志一落座，陳小娥就把胳膊伸過去，讓他把脈。“她是前些年受了驚嚇，癥狀比王玉珍嚴重。”村醫介紹說。

　　也是從2003年春天開始，也是房子裂縫鬧的，陳小娥幾乎每晚都失眠。晚上，她總是開著燈，和衣躺下，隨時準備逃出屋外。那年9月，正當她關電視準備躺下時，玻璃破碎的聲音讓她驚恐不已。獨自在家的她不敢待在屋子里，站在露臺上哭了整整一夜，“右眼腫得什么都看不見”，“比核桃都大”。

　　一個多月后，陳小娥便急著搬進了丈夫哥哥的房子，那是村里為數不多的好房子之一。然而歷經多次驚嚇的陳小娥卻落下了病根兒，時常感到頭暈心悸，渾身乏力，有時還會暈倒。最長的一次，她休克了半個小時。看病花了五六千元，但效果不大。

　　“現在我都不能算一個勞力哩。”陳小娥苦著臉說。她請村醫“弄點好藥”，“地里的活兒多，我不去干，以后就要挨餓了。”

　　但村醫只能表示無奈：“我治不了你的病。多休息，多調養，不操心，也許能恢復。”

　　這是一場可怕的游擊戰爭

　　讓王玉珍備感驚恐的三孔窯終于在2004年5月坍塌了。但是，她的丈夫，“一個膽小的男人”，卻因房屋坍塌受到驚嚇，病倒在床。中醫診斷是寒辛寒酸。

　　王玉珍不得不帶著患病的老伴到處找房住。好不容易找到一處，可住不了多久，新找到的房子也開始岌岌可危，她便又不得不再次踏上找房之路。由于老伴的病，王玉珍遭到多家拒絕，因為“別人怕老漢老在他們家，不吉利”。

　　事實上，早在2003年夏天，村里人就跟王玉珍一樣，開始奔波起來。工作歇下來了，地里的莊稼活兒也顧不上了，喝酒打牌的男人少了，扯閑話的女人也看不到了，人們穿梭于村中，目標只有一個：看有誰家的房子還能湊合著住，能讓日夜驚恐中的一家人有個棲身之地。

　　不停地搬進搬出，很多人家的包裹就沒有打開過，隨時準備搬遷。有些家庭分散住在不同人家；有些家庭吃飯睡覺不在一處；有些實在找不到房子，便干脆離開村里。自2003年起，大安頭村沒搬過家的人在20%左右。

　　這種狀態持續了兩年。直到2005年寺河煤礦的采掘面遠離這個村莊，情況才略有好轉。但房屋繼續出現問題，只是速度緩慢了一些。

　　“這是一場可怕的游擊戰爭。”村醫李小志這樣形容村里人這幾年的生活。

　　他已記不清楚自己搬過多少次家了。他家預制板結構的兩層樓房于2002年完工，共計花費15萬元。但一年后，房子就不能住人了。其損毀程度，與陳小娥家的房子不相上下。如今，這房子只用來存放糧食和家具。因為漏雨，家具大多已破爛不堪。

　　2004年4月，李小志夫婦第一次搬家。然而9個月后，借住的房子也成了危房，他們只好第二次搬家。沒過多久，他又不得不再次搬遷。這時，村里幾乎所有還未變成危房的房子都已經住滿了人，有的房子甚至擠了三四家，10多口人。夫妻倆只好蹭覺蹭飯，從東家跑到西家，再從西家跑到另一家。最多時住一個月，最少時只能住兩三天。他們打過地鋪，睡過窩棚，和別人擠過炕頭，在顛沛流離中度過了3個月。

　　到別人家蹭住，李小志夫婦感覺不好意思，幾乎每次都會帶上一些東西，這增加了他們的開支。他還答應過給別人付房租，可至今未付。李小志認為，如果他不是村里唯一的醫生，他的命運“不會有如此幸運”。

　　“一個好端端的家就這樣給毀了。”站在自家廢棄的院里，李小志說。院子里長出一棵麥苗，他用力拔了出來，苦笑道：“長得比地里的都好。”

　　村民們不斷向有關部門反映問題，他也屢次找村里和鎮里的干部說明情況，可至今沒有人告訴他該怎么辦。

　　“我感到無助。”李小志說著，猛吸一口煙，嗆得一陣劇烈咳嗽。

　　相比較起來，王玉珍還算是境遇好的。她最終找到鎮里，經鎮領導出面協調，2006年正月,她搬進了村委會原辦公室。但住進去沒幾天，老伴便去世了。

　　“老漢咽氣前還說想老在自己家里。”王玉珍回憶著，眼淚流到下巴，她也顧不上擦。為了治好老漢的病，她花光了幾乎所有積蓄。而老伴去世后，她“連給他找個放棺材的地方都找不到”，只好停放在樓下原來的村衛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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