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人，紅軍后代，她想幫助政府追回單位購置房產時多付的100余萬元國有資產。但政府并不需要她的幫助，甚至反感她的多事。

　　貴州省遵義市人民政府駐北京聯絡處副主任張抗美的努力，因此變得一廂情愿，甚至離奇。

　　“老區不容易，多付的錢可以要回來”

　　2007年5月2日，北京已經炎熱得像一個蒸籠。

　　在位于豐臺區西羅園二區的遵義市政府駐北京聯絡處，張抗美翻出厚厚一摞資料：里面有媒體對該聯絡處購房多付款一事的報道、北京律師和中國法學會多名專家要求徹查并追究相關人員刑事責任的法律建議、上百名退休老干部署名的請求。

　　張抗美說：“這件事給我們遵義帶來了負面影響，人家都議論說，‘遵義怎么一點也不關心自己的國有資產’？”

　　這筆高達100余萬元的國有資產，產生于遵義市政府駐京聯絡處購置辦公房產的過程中。

　　1995年3月，遵義市政府駐京聯絡處從北京市市政開發建設總公司第一經理部購下了位于豐臺區西羅園二期的一處房產。

　　由聯絡處主任胡光華出面簽訂協議的這宗交易，在3年多的時間里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直到1998年7月，北京市市政開發建設總公司的紀檢組長李璞突然光臨遵義駐京聯絡處，調查該公司第一經理部經理高邦明在房產交易中涉嫌貪污案件，一些奇怪的現象才浮現出來。

　　在這之前，胡光華已經被調回遵義，聯絡處的日常工作由副主任楊曉林主持。李璞和另一名紀檢人員來到聯絡處時，楊曉林正好不在。李璞二人找到1996年被提拔為副主任的張抗美，希望張協助調查。

　　由于嫌麻煩，張抗美當天沒有接待這兩名紀檢人員。隨后，張抗美將此事向當時的遵義市政府秘書長江才文作了匯報，江要求張配合調查。

　　幾天之后，李璞等人再次來到遵義市政府駐京聯絡處。張抗美按照秘書長的要求，將購房發票等一應手續向李提供。看完這些票據后，這名紀檢組長對張抗美說：“你們多付了100多萬哦，遵義老區不容易，可以去要回來。”

　　分流與騙局

　　李璞的話讓張抗美驚訝。幾天后，她最終帶著一份感激之情確信，李璞沒有對她說假話。

　　北京律師張賓發現，遵義市政府駐京聯絡處購置的同一宗房產，竟然有3份標的不同的合同，而且出現了兩個不同的法定代表。

　　在這3份合同中，遵義市政府駐京聯絡處主任胡光華與高邦明簽訂的其中一份合同沒有標明簽約日期，聯絡處購置的房產建筑面積和轉讓費分別為494.55平方米和197.82萬元。

　　1995年3月15日，胡光華又與北京市宣武區經濟技術協作公司閻建明、北京市市政開發建設總公司第一經理部經理高邦明各簽訂了一份協議。在這兩份協議中，遵義市政府駐京聯絡處購置的房產，建筑面積和房產轉讓費分別為：494.55平方米和263萬元、506平方米和310萬元。

　　張抗美發現，在豐臺區房地產管理局頒發的房產證上，聯絡處所購房屋的建筑面積實為470.1平方米，與前面3份合同中的數據均有極大出入。

　　而在經過北京市房地產交易所蓋章認可、由胡光華與高邦明在1995年8月7日訂立的房產賣契上，轉讓費是197.82萬元。

　　一個違背常規的事實是，遵義市政府駐京聯絡處沒有按照房產賣契上的數額、也是最低的轉讓價支付房款，而是接受了最高的價位。

　　北京市宣武區經濟技術協作公司開具的非房地產交易專用發票票據顯示，聯絡處于1995年3月16日至次年2月12日間，分4次將310萬元轉讓費交付給了該公司。

　　“怎么賣契上是190多萬，聯絡處卻付了300多萬？還多出來了一個賣房主體？”張抗美驚疑。

　　經多名律師調查證實，北京市宣武區經濟技術協作公司在這宗房產交易中扮演的是中介的角色，它對產生交易的房產并不具有產權資格。

　　律師認為，這一角色的出現，是房產交易雙方為了達到分流國有資產的目的而增加的一個中間環節。這個環節中極可能隱藏著腐敗內幕。

　　出于一名共產黨員的責任感，同時又是遵義市政府的一名在職工作人員，張抗美期望協助政府把這筆資金收回。

　　在后來的一段時間，張抗美了解到，從高邦明手中購置了房產的遵義市政府駐京聯絡處的幾家鄰居，也遇到了類似的多付款問題，有關單位通過努力，都把多付的款項追回來了。

　　“政府肯定會支持，這是一件很容易辦到的事情。”張抗美當時曾信心百倍地認為。

　　張抗美沒想到，有一天她會遭到倒戈一擊。

　　調查報告創造的童話

　　通過律師調查掌握了基本事實之后，張抗美先給聯絡處原主任胡光華打了電話，又將此事反映給了主持聯絡處工作的副主任楊曉林。張抗美感覺到，兩人得知這個消息時都很驚慌。在購置房產時，楊是主管聯絡處財務工作的副主任。

　　1998年8月，時任遵義市市長的傅傳耀帶領市政府秘書長江才文進京出差。未在聯絡處招待所下榻的兩位市政府領導，專程趕到聯絡處找張抗美，向張了解聯絡處購買房產多付款一事。

　　傅、江二人回到遵義后，一個由遵義市政府辦公室紀檢組、市財政局、審計局組成的調查組來到北京。這次調查從1998年9月22日持續到28日，調查組通過座談、查證資料、取證、走訪等方式對涉及購置房產一事的相關人員和單位進行了解后，形成了一份提交給遵義市政府辦公室的《調查報告》。

　　張抗美認為，這份《調查報告》在內容上并未深入追究遵義市政府駐京聯絡處沒有按照房產賣契上的197.82萬元，而是按照3份合同中最高的購價310萬元買進房產的根源，對前后3份合同與房產證、房產賣契上的有關數據嚴重不符的問題，也未深入追究。

　　一個蹊蹺的事實是，由遵義市政府辦公室紀檢組牽頭組成的這個調查組，在對聯絡處房產建筑面積進行測量后，給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數據：聯絡處房產實際建筑面積為539.24平方米。

　　至此，遵義市政府駐京聯絡處的房產建筑面積被再一次追加。最初，該房產建筑面積在3份合同中已從494.55平方米遞增到了506平方米，調查組的測量讓它又一次膨脹。

　　針對這個測量結果，調查組在《調查報告》中說：從調查的情況看，房屋實際建筑面積比“協議”所定面積多。

　　這個測量結果引來了人們的嘲笑。了解此事的律師說，《調查報告》的這個說法，幫助遵義市政府駐京聯絡處走進了一個童話世界——唯利是圖的房地產商在遇到遵義市政府駐京聯絡處時，做起了損己利人的好事，白送房屋面積。

　　不無諷刺的是，當兩年后北京市豐臺區測繪隊應邀對遵義市政府駐京聯絡處房產建筑面積進行重新復核時，得出的實際建筑面積是470.1平方米。這個數據與聯絡處取得的房產證上的數據完全一致。

　　調查組未料到他們的調查和測量會受到詬病，于是作出最終定論：關于遵義市政府駐京聯絡處購房多付款的說法缺乏證據。

　　這次調查，從開始到結束，張抗美都未獲準參加，而在聯絡處購置房產時主管聯絡處財務的副主任楊曉林則全程陪同。最后成文的《調查報告》，張抗美也是幾經周折后才得以看到。

　　如此種種，讓一心想挽回國有資產損失的張抗美很難受。她不明白，遵義市為什么不僅不對流失的百余萬國有資產作出明確的表態，還要表現出占了便宜的寓意？

　　倒戈一擊

　　1998年年底，張抗美針對這份報告向遵義市政府提出質疑，要求收回購房多付款。幾乎與此同時，聯絡處購置房產多付款一事在遵義傳開，并引起眾多離退休老干部的強烈關注。

　　在當年年底的遵義市駐外機構工作會上，聯絡處副主任楊曉林結合調查報告的結論，要求政府“對那些不實事求是反映問題的同志加以嚴肅處理”。

　　張抗美覺得即使自己渾身是嘴，也說不清楚了。在這段彷徨的時間里，張抗美得到了父親、老紅軍張光昭的支持。

　　她開始向中紀委反映情況，當年年近90歲的張光昭為了支持女兒，還曾親自到北京上訪。

　　1999年3月，遵義召開“三講”工作會。來自貴州省委的一名領導在會上強調，遵義市政府應該設法把多付的款項收回來，并婉轉地批評:“總想找到證據來說明自己的合法權益沒有遭到損害，這樣做很不好。”

　　半年多時間以來，終于聽到地方領導作出這樣的表態，張抗美感到欣慰。在此之后的一段時間，遵義市政府開始頻繁地通知張抗美帶著相關賬目單據回遵義協助審查。

　　中紀委的重視和當地眾多離退休老干部持續不斷的呼吁，促成了遵義市對聯絡處購房多付款案的第二次調查。2000年初，一個由遵義市紀委、監察局牽頭，市委組織部、財政局、房管局參加的調查組再次趕赴北京。

　　關于聯絡處購房多付款一事，這次調查最終形成了兩個結論：一是房產交易過程中簽訂的轉讓和過戶協議不符合法定程序和有關規定；一是確認遵義市政府駐京聯絡處在購置房產過程中確實存在多付款現象。

　　不過，在調查組以“遵義市紀委文件”的形式遞交到貴州省委、省政府辦公廳的報告中，調查組并未就是否收回多付款項提出處置建議。

　　這次調查沒有達到張抗美及眾多遵義離退休老干部、老紅軍要求挽回損失的目的。張抗美于是繼續向有關部門反映情況。

　　張抗美不屈不撓的反映和追問，招來了一些人的反感。其實，她的處境從1999年就開始變化。當年7月，張抗美在聯絡處兼任的會計職務被停止；10月底，遵義市政府免去張抗美的副主任職務，欲將其調回遵義工商聯，張的工資被停發三個月；此后的一段時間，聯絡處餐廳承包人被告知：不準張抗美在餐廳吃飯！

　　雖然市政府的調令后來于1999年年底被撤銷，她副主任的職務也得到恢復，但長期以來，張抗美在聯絡處的副主任職務及工作，已經名存實亡。

　　“背不起說假話的名聲”

　　據貴州省委辦公廳的一份文件，在1998年至2002年的4年間，貴州省及遵義市有關部門先后進行了4次調查。

　　但是，在人們存在重重疑惑的焦點問題上，調查者的結論搖擺不定。

　　后來遵義市委一位領導在2002年2月首次通過當地報紙公開宣稱，遵義市政府駐京聯絡處在購置房產過程中沒有多付款。

　　不過，對比聯絡處購房時離奇的協議、聯絡處房產證、房產賣契數據與合同上數據嚴重不符的現實，市委公開表態并不能消除張抗美及眾多老干部心中的疑惑。

　　張抗美后來曾冀望于司法，以挽回遵義國有資產的損失，但最終因為遲遲得不到立案而不了了之。

　　關注遵義市政府駐京聯絡處購房多付款一案的人和機構越來越多，但原本簡單的一件事情卻變得越來越復雜。從2002年起，北京越來越多的律師、法學專家、老干部開始不斷地呼吁徹查聯絡處購房多付款一案，但該案直到現在也沒有出現新的轉機。

　　張抗美不得不面對這個現實，退而求其次。她不再像當初那樣，帶著一副舍我其誰的使命感，去追索那筆早已不知所蹤的國資。張抗美只希望當地政府給她一個說法——聯絡處購置房產時存在多付款問題，以此證明她反映的問題不是編造的謊言。

　　“我背不起說假話的名聲。”張抗美說，“他們在下面說購房多付款的事情根本不存在，說我是個神經病。”

　　張抗美的父親已于2003年去世。這位93歲高齡的老紅軍，臨終前還在向中央領導寫材料，反映聯絡處購置房產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經過了漫長的9年追問后，張抗美偶爾會悲觀地想到死。不過，她說：“即使死，我也要站著死。”(注：文中李璞為化名，記者 王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