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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片《潁州的孩子》，從一個外部視角，折射了中國各方對于艾滋病問題的態度變化

　　潁州是安徽省阜陽市的一個區。

　　車行不遠，在一塊塊平坦的麥田中間，大大小小饅頭般的土堆時隱時現——在平原上，墳地總是極為顯眼的。

　　一路上，張穎一直在說話，所有的話題都和艾滋孤兒有關。當出租車繞過泥濘的鄉間小道在一間磚瓦房前停下來，“張媽媽、張媽媽”的叫聲突然出現時，她的話頓時少了起來，臉上露出了舒坦與放松。兩個精靈古怪的小男孩站在了面前，一個是高俊，一個是米化龍。

　　這是兩個寄養于此的艾滋病孤兒。米化龍是2006年在阜陽市清河廣場門口被發現的。6歲的他操一口河南口音，還能夠說出父親的名字，但是家在何處，則完全說不上來。他是被父母丟棄的，后經檢測是艾滋病毒攜帶者，于是被送到了張穎任會長的阜陽市艾滋病貧困兒童救助協會(簡稱阜愛協會)。高俊的形象則已經廣為人知，他曾和彭麗媛、濮存昕一起出現在眾多預防艾滋病的宣傳畫里。

　　而在此時的視野中，已經看不出任何與艾滋病相關的痕跡了，小孩的天性在張穎到來之后越發顯露。一邊一個，簇擁著張穎的腿進屋，全然不理旁邊的陌生人和緊緊跟著的攝像機。

　　這是新年后張穎第二次來看望高俊和米化龍,也是2月26日《潁州的孩子》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獎之后第一次見高俊。

　　潁州的孩子們

　　攝于2004年的《潁州的孩子》，記錄了阜陽艾滋病孤兒的生存狀況，高俊即是其中的一個主角。

　　在這部紀錄片里，4歲的高俊躑躅在豬圈里，頭發枯黃、皰疹滿身，肚子隆起，與瘦小的身體全然不成比例。那個時候，他的父母因艾滋病剛剛去世，惟一與他相依為命的奶奶得了間歇性精神病，叔叔因怕別人的歧視而不愿收養。《潁州的孩子》主創之一米子回憶說，“我們之所以趕過去拍，就是因為有人告訴我們，那個小男孩就要死了，晚一天恐怕就沒了。”

　　那個時候，高俊兩年間從不說話，總是斜著眼睛看人。因為就生活在豬圈旁邊，他總是時不時舉手打著身邊的一頭豬。米子回憶說，給他東西他不要，趁你不備的時候他突然跑過來奪了就走。

　　高俊成了張穎救助的第二個孩子。

　　2004年，在張穎的幫助下，夫婦均患有艾滋的丁家收養了小高俊。2006年年初，張穎又為他找了一家監護人，也就是現在的張家。張家大兒子、大兒媳、二兒子在很短的時間內先后因艾滋病去世，老兩口也有病，現在單過。協會現在每個月給小高俊400元，交給張大爺管理，這也使得張家的日子變得好過一些。

　　這給《潁州的孩子》結尾添下了許多的亮色。在被收養之后，高俊開口說話，身體日漸好起來，也日漸變得活潑開朗。

　　“他們是我的孩子。”張穎說。而類似于高俊和米化龍這樣受到張穎等照顧的孩子，在阜陽，還有500多個。他們都是艾滋孤兒，其中20多人本身是艾滋病毒攜帶者，其他的則是父母感染艾滋病。

　　被改變的村莊

　　張穎第一個救助的艾滋孤兒是楠楠。“那是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張穎說。當時在阜陽商界已經相當知名的她因為生了孩子而比較空閑。一次，應阜陽市分管副市長之約陪美國漢普郡大學的社會學家肯·約翰遜教授前去一所孤兒院了解阜陽孤兒情況。看了之后，肯·約翰遜突然提出要去看看在家的孤兒。在楠楠的叔叔家，張穎第一次見到她，“我一下子驚呆了，頭發亂亂的，滿臉都是瘡，耳朵流膿，一聲不吭地站在那兒，說話她根本聽不見。”

　　當時，副市長和她閑聊，說可以成立一個協會來關注這些孤兒。張穎一口答應了，“那時我也正閑，辦協會的初衷倒是想以后朋友們聚會好有個由頭。”

　　于是，在幾個朋友的支持下，她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去注冊了一個民間組織。原來定的名字是“阜陽市阜愛協會”，但是民政局辦事人員告訴她，這個名字前面是重復的，“我想一想，就叫阜陽市艾滋病貧困兒童救助協會吧。”

　　張穎很快發現自己攬上了一個丟不掉的活兒。肯·約翰遜回國后給楠楠寄來了治療艾滋藥物，但是要人帶她去北京做檢查。“那是2003年的臘月二十六，別人都忙著，而我又是個會長，沒有辦法，只好帶著楠楠登上了往北京的火車。”

　　但是，這個時候的張穎對艾滋病幾乎一無所知。“我也害怕得很，當時我不懂啊，出發之前還在想，萬一把我也染上了怎么辦？我的孩子怎么辦？”當楠楠進了醫院，張穎跑到洗手間，拼命洗手。

　　然而，當從北京回來，張穎變了。“那時我剛剛做了母親，和楠楠在一起那么些天，真的生出感情來了。”

　　也就在這個時候，上個世紀90年代前期因采血而感染上艾滋病的村民們開始進入發病期。統計數據表明，至2004年，安徽省累計報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2557例，發病人數1314人，死亡430例。而在阜陽市，就有感染者1068例，發病人數500余人，死亡227人。據阜愛協會的調查，由此造成這個地區感染艾滋病的兒童有20多名，受艾滋病影響的兒童有800多名。

　　一幕幕痛徹人心的慘劇正在發生。11歲的黃新雷回憶，父親臨死前躺在當廳(堂屋)里，對三個年幼的孩子們說，“我只剩一百塊錢了，除了一百塊錢我什么也沒能給你們留下，你們一人從我身上咬一塊肉走吧！”

　　阜愛協會為此制定了救助方案，本身受感染的艾滋病兒童，每人每個月救助400元，未感染但是受得艾滋病的父母影響的兒童，每人每月救助100元。黃家三姐弟很快得到救助。

　　消息傳開，更多的艾滋孤兒也被送來。“那些原本隱瞞自己得艾滋病的家長，也開始向我打聽情況。”向張穎“托孤”的一幕在那一年不斷出現。

　　開始，張穎只是懷著盡自己的力量救一個算一個的想法，除了朋友們支持的兩萬塊錢，以及青島圣元公司支持的奶粉，別的都是自己在掏腰包。但很快，她發現單靠一己之力無力支撐。“于是我就開始申請各種項目來籌錢，我原本是在外交學院學英文的，10多年后終于派上了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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