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來自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的調查報告顯示：2001年到2005年，該院受理的女性經濟犯罪案件(包括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貪污、賄賂犯罪、侵犯財產罪)中，35周歲以下的青年女性犯罪嫌疑人有520人，占總人數的71.04%。

　　“生存壓力、情感因素以及法律知識的缺乏是造成女性犯罪的重要原因。”參與調研的檢察官說，從犯罪危害后果看，女性犯罪大多是輕微刑事犯罪，而且大多數女性是被動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因此，有必要加大對女性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審強制措施的運用，擴大適用緩刑的比例。”

　　生活壓力大導致犯罪

　　調研報告顯示，5年來，女性犯罪中，涉及發票類犯罪和非法經營罪案件最多，占到總數的47.3%。

　　參與調研的檢察官表示，出售非法制造的發票類犯罪案件、生產及銷售偽劣產品案件、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等犯罪案件近年來增幅較大。絕大部分女性犯罪嫌疑人在供述中稱這樣做是為了生計、為了掙錢，很多女性的工資是家里撫養教育孩子、贍養老人、維持日常生活的重要來源。

　　檢察官認為，這幾類犯罪案件的增長有著深刻的經濟背景。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下崗女工中年齡偏大、文化程度低的女性，再就業非常困難，生活沒有著落，在巨大的生活壓力下，女性與社會的矛盾越來越多，容易引發犯罪。另一方面，大量到京務工的農村女性都抱著淘金、致富的想法，可既無學歷又無一技之長使得她們難以找到合適的工作。“這樣，為了維持生計，有的人就此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調研發現，5年來，來自外省市的女性占了女性經濟犯罪的大多數，占71.17%，而來自安徽、河北、河南、江蘇、四川等四省市的女性又占了外省市女性犯罪嫌疑人的47.60%。

　　“目前，針對外來人口管理、技能培訓、就業指導等方面的體制建設還不完善，有些人在利益驅動下選擇了犯罪。”檢察官建議，要加強對女性來京務工人員的就業指導，并由其戶籍所在地和居住地的對應管理部門對女性來京務工人員進行動態跟蹤考察。

　　為感情鋌而走險

　　從海淀區人民檢察院所辦理的女性經濟犯罪案件、尤其是職務犯罪案件來看，畸形婚戀因素日益成為導致女性經濟犯罪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

　　某雜志社原財務科長徐某為了滿足其情人王某的用款需要，在未經單位批準的情況下私自將300萬元的公款用作質押擔保，為情人貸款240萬元，貸款到期后，因為情人無法償還貸款使得作為抵押的300萬元公款無法追回，給國家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絕大部分女性對婚姻家庭、感情問題看得很重，相對男性而言，她們對感情的依賴性更大，有時她們不惜為此鋌而走險。”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王敬波說，女性感情脆弱，對這方面挫折的心理承受能力偏弱，處理問題也更容易感情化。而且，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女性受教育程度低于男性，從這兩方面來說，女性較之男性可能更具提高自身文化水平和法律知識的必要性。

　　然而，調研報告中的統計數字卻觸目驚心：5年中，中學(含)以下文化程度的犯罪女性占到了72.5%。在非法經營、出售非法制造的發票、假冒注冊商標、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類犯罪案件中，女性犯罪嫌疑人多數意識不到自己的行為已經觸犯刑法，并需要承擔刑事責任。

　　王敬波認為，女性本身有其特殊的心理特點，因此，針對女性犯罪也應該有特別的防治措施。她提出，要加強對女性的文化、法制教育；提高她們的社會地位，避免因為歧視、性騷擾等不公平待遇引發的激情犯罪；建立系統的社會援助機制，包括心理疏導、就業指導、法律援助等各個方面。

　　回歸家庭更利于女犯改造

　　調研報告還對女性犯罪嫌疑人所適用的強制措施及適用刑罰的種類進行了分析。結果發現，逮捕為主要強制措施，取保候審為例外；而女性犯罪嫌疑人被宣告緩刑的比例明顯偏低。

　　從5年的統計數據分析，對女性犯罪嫌疑人適用取保候審比例最高的是2003年，但是適用比例也僅僅為49.75%；而適用取保候審比例最低的是2005年，適用比例竟不足13%。

　　根據統計，35歲以下女性犯罪嫌疑人占女性犯罪嫌疑人總人數的71.04%。這些人大多承擔著教育撫養未成年子女、贍養老人的重要職責，是維系良好的家庭關系的重要角色。不少女性犯罪嫌疑人認為，服刑會給他們的家庭帶來負面影響，如降低家人的物質生活水平，使得家人尤其是未成年子女產生心理負擔等等。

　　同時，調研組經過分析后發現，大多數女性經濟犯罪案件的危害后果并不嚴重。5年中，女性犯輕微刑事犯罪的居多，即被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單處罰金刑罰的，占總數的68.17%，而被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則更少，僅有22人，占總人數的3%。

　　檢察官認為，她們犯罪的原因多是由于一時沖動、生活所迫，或者是由于受到不公的待遇而采取非法方式解決問題。與嚴重的刑事犯罪相比，這部分女性犯罪嫌疑人本身社會危險性較小，主觀惡性程度不深，所造成的社會危害性不大。“因此，綜合考慮辦案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應當加大對女性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審強制措施的運用，擴大適用緩刑的比例。”

　　“對女性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審的強制措施或者判處緩刑，不能超越法律，要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綜合考量其主觀惡性、犯罪情節、造成的后果以及可能對社會造成的不利影響之后決定。”王敬波認為，“對非常依賴家庭的女性而言，回歸家庭的教育改造可能效果更明顯，更有利于兒童的發展和社會的和諧。”(李麗 王云光 王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