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耀，安徽省委原副書記，1月12日被山東省濟南市中級法院以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一審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法院經審理查明：1991年至2005年春節，王昭耀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有關個人和單位謀取利益，先后294次非法收受44人或單位的賄賂共計人民幣704萬余元，另外，對649萬余元財產不能說明合法來源。

　　以下是根據王昭耀在庭審時所作的陳述整理成文。

　　面對神圣的國徽，我深知自己罪行嚴重、性質惡劣、影響極大，我的所作所為玷污了的黨的形象，降低了黨的威望，挫傷了黨群、干群關系。由于我忘記了人民公仆的神圣職責，辜負了黨和人民的殷切重托，走上了違法犯罪道路，被組織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并將受到國法的嚴懲，我覺得這完全是罪有應得。

　　我出生在山東省梁山縣小路口鎮后門王村，是家中老大，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當年為供養我上學，父母賣掉了家里的三間房，父親一人闖了關東，母親在家既要種地，又要照顧三個孩子。記得有一次，村食堂發了一個窩頭，母親舍不得吃，留著給從縣城放學回家的我吃，自己則吃樹皮和草根(說到這里，王昭耀聲音哽咽，流下了眼淚——筆者注)。現在，我父母都是80多歲的人了，仍住在兩間破爛不堪的房子里。對老家來說，我沒做過什么貢獻，妹妹是農民，她的兩個孩子在外地打工；弟弟年過半百，至今還在一家企業干臨時工。

　　我是大學畢業后被組織分配到安徽工作的。在安徽，我是一個外鄉人，又沒有什么背景，不到40歲就被提拔為縣委書記(1984年1月任宿縣縣委書記)，是當時全省縣委書記中唯一的省委委員；任地委書記時(1987年5月任宿縣地委書記)，是全省最年輕的地委書記。48歲那年我當上了副省長，后又被提升為省委副書記、省政協副主席等職。我深深懂得，這些都是黨組織的精心培養和教育的結果。

　　我多年從事黨務工作，曾經分管過紀檢、政法工作，對黨紀國法不是一竅不通。我也曾捫心自問：金錢對一個人來說，生不能帶來，死不能帶去，我要那么多錢干什么？真是小農思想作怪，僥幸心理占據了頭腦。我的教訓驗證了那句古語“人為財死，鳥為食亡”。

　　回憶這些年來，面對燈紅酒綠的花花世界，覺得自己風里來、雨里去，一天忙到晚，也夠辛苦的，看到老板們一個個大把大把地撈錢，瀟瀟灑灑生活，想來想去，覺得自己吃虧了，產生了“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念頭。當年在地委工作時曾經作出的承諾慢慢開始動搖，從接受一瓶高級酒、一條高檔香煙、一件名牌衣服，到1992年春節接受張某送來的1萬元現金，一開始還是在推來推去中不自然地收下。覺得拒絕了人家，面子上過意不去，但似乎又覺得利用職權收受金錢不應該，思想上的斗爭非常激烈，可是在下不為例的借口中產生了僥幸心理。思想上的防線一旦決口，就會一瀉千里，防不勝防。從起初的收受幾千元到后來幾十萬元，我都來者不拒，且收得心安理得，逐漸變得麻木不仁，結果在違法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不能自拔。收了禮后，我便插手干部使用和人事安排工作，通過各種手段提拔親信知己。人事安排，對當時的我來說，其實就是一句話的事，舉手之勞，打個電話或者開會時給有關人員打個招呼就完事了。

　　人一旦政治上失節，后果就會一發不可收拾。就在王懷忠等人案發后，會議傳達、媒體介紹了案情，特別是看了有關錄像，我被嚇出了一身冷汗，想到自己以往的所作所為，感到十分后怕，主要是擔心東窗事發。在這種情況下，我惶惶不可終日，趕緊和家屬絞盡腦汁清理了一下近年來收受的禮金，在心里列出了一個“清單”，并四處轉移，對認為是不夠可靠的人送來的禮金進行退還。晚上回到家中，每當有人登門拜訪，我就匆匆上樓，裝作不在家，以為客人送來的金錢、禮品，反正不是自己親自收下的，家屬收禮，與己無關。現在回過頭來看當初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可笑，真是自欺欺人。我現在常常這樣想，為什么過去收入低、生活苦，一日三餐粗茶淡飯，而心里卻感到很踏實；現在吃不愁、穿不愁，可以說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物質生活十分豐富，可還是覺得心里空落落的。這恐怕還是思想認識問題，還是自己意志薄弱、精神空虛的原因。

　　我在安徽工作了37年，走遍了淮河兩岸的山山水水、溝溝坎坎，田間地頭都曾留下了我的身影……我的奮斗和拼搏，黨和人民給了我很高的榮譽和地位，而我卻一意孤行，辜負了當地百姓的重托，辜負了父母的養育之恩。時間不會倒流，我要徹底悔罪，并愿配合有關部門，現身說法警示黨員干部，做從寬處理的典型。(作者: 黃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