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認定證據(jù)充分，韓城警方提出復議申請

　　接到渭南市人民檢察院作出的“不起訴決定書”后，韓城市公安局一方面依據(jù)決定將犯罪嫌疑人釋放，但同時也向對方提出“復議”申請。韓城市公安局副局長張存年表示：公安機關依然認定，現(xiàn)有證據(jù)足以證明是余家3人殺害了亢某。

　　此前，張存年在接受《華商報》記者采訪時也曾表示：檢察機關決定對此案不起訴，主要是公、檢兩方的出發(fā)點不一樣，檢察機關認為疑罪從無，而公安機關在偵辦該案時，先確定嫌疑人然后再去找證據(jù)。他說：“雖然我們認為證據(jù)足夠，但還要服從檢察機關的決定，先放人，有證據(jù)再抓他們。”

　　對此，渭南市檢方表示：對余家作出不起訴決定是“存疑不起訴”，只能說明現(xiàn)有證據(jù)無法推定是他們作案，但并不排除余家仍存在嫌疑，因為案發(fā)現(xiàn)場畢竟發(fā)現(xiàn)了與他們有關的物證。最終到底是余家作案，還是另有真兇，只能等到真兇被抓的那一天才會水落石出。

　　對于余家提出的“刑訊逼供”問題，張存年告訴記者：公安機關執(zhí)法辦案講求“人性化”，不可能刑訊逼供。“目前人們的法律意識強化了，干警不會因為案子破不了而自己犯錯誤，斷送了前程。”

　　對韓城市警方因破獲此案受到表彰一事，張存年予以否認：“后來表彰過一次，但不是因為這件案子，而是年終總結會上公、檢、法系統(tǒng)合起來表彰，提到了公安機關的整體破案情況。”

　　據(jù)他介紹，公安機關就本案向渭南市檢察機關遞交了大量證據(jù)，但對證據(jù)有效性的認識，公、檢兩方存在不同觀點。比如對發(fā)生性關系72小時內檢出精斑的DNA鑒定是否有效，連國內法醫(yī)學界也存在分歧，采信誰的，結果會不一樣。

　　“只能說是余家人厲害，一大家子16個做生意的，活動能力大得很。”臨近采訪結束，張存年說。

　　此事經媒體報道后，有讀者提出，既然偵查結果沒有形成證據(jù)鏈，檢察院當初為何批準執(zhí)行逮捕？

　　韓城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吉紅東對此作出解釋：根據(jù)當時所掌握的證據(jù)，韓城市人民檢察院認為3人存在犯罪嫌疑，因此下發(fā)了批捕決定書。從法律角度講，逮捕只是一種強制措施，類似于取保候審、監(jiān)視居住、拘留等，是為了進一步查清犯罪事實，保證訴訟進行，防止嫌疑人逃跑、串供，而不代表最終的法律決定，也不是司法決定的終結，是否判定有罪，只能依據(jù)法院的最終判決。

　　余家打算申請國家賠償

　　2007年1月24日，余路平得知，韓城市公安局申請復議的結果已經出來了，沒有通過。至于公安機關是否還將向高一級檢察機關申請復議，不得而知。

　　“進去以前父母身體都很好，出來以后一身是病。”余路平說，2006年12月22日,從看守所走出來的余路平乍一見到分別近兩年的父母，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正值壯年的父親頭發(fā)幾乎全白了，原來體重有一百四五十斤的母親只剩下了不足100斤。一家3口抱頭痛哭，眾親友也忍不住潸然淚下。

　　“我們一家3口出來后都進了醫(yī)院，我年輕還好一些，父母親都頭疼、腰疼，母親最重，患有腦梗和精神分裂，頭疼得吃不下飯。因為沒有錢，只能先給病得最重的治。”為了請律師和不斷申訴，余家親友已經花去了五六萬元。

　　余路平說，600多天的羈押不僅剝奪了母親的健康，還改變了母親的性情。以前那個做事利索、風風火火的母親不見了，如今母親不敢出門，一聽到警車響，就渾身發(fā)抖。

　　被羈押期間，辯護律師去見余路平的母親張秀芳，說：“我是你的辯護律師，你有什么冤枉，可以說。”張秀芳竟然回答：“只要你們不打我，你們想要我怎么說，我就怎么說。”

　　因為沒有經濟來源，獲釋后，余家一家3口的生活陷入困境，只能分別借住在親戚家里。經受了打擊的余路平，也感到了巨大的精神壓力，“很多朋友以為我真干了那種事，我才21歲，頭發(fā)都白了好多。”

　　近日，余家3口回重慶老家尋求法律援助，然后返回西安接受治療。重慶之行最大的收獲，是一家律師事務所與余家簽訂了代理協(xié)議，愿意提供法律援助，幫他們打官司狀告當?shù)剞k案人員刑訊逼供，并提出國家賠償。(記者 朱麗亞 孫海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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