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國強必霸”堅持和平發展

　　亞信峰會是一個解疑釋惑、增強互信、達成共識的重要平臺，也是亞洲各國理解中國堅持和平發展道路的重要機會。要深刻理解習近平主席的重要講話精神，講清楚中國堅持和平發展道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席中國國際友好大會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成立60周年紀念活動時強調，中華民族歷來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沒有侵略他人、稱霸世界的基因，中國人民不接受“國強必霸”的邏輯，愿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和睦相處、和諧發展，共謀和平、共護和平、共享和平。此前，習近平主席在柏林發表重要演講時也強調指出，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是中華民族熱愛和平的文化傳統的繼承和發揚，是中國人民從自身經歷中形成的自覺選擇，是思想自信和實踐自覺的有機統一。這一系列重要講話深刻地揭示出中國不稱霸的文化基因，展示出中國國家領導人的和平發展觀，也向世界表達了中國始終堅持和平發展道路的立場和主張。

　　進入21世紀以來，特別是2008年至2013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國際環境正在發生深刻復雜的變化。中國的國際地位正在迅速上升，“崛起”成為國際公認的事實。在此背景下，中國是否還會堅持和平發展道路？這個問題引起世界各國高度關注、國內民眾熱烈討論。亞信峰會在上海的舉行，就是一個解疑釋惑、增強互信、達成共識的重要平臺，也是亞洲各國理解中國堅持和平發展道路的重要機會。要深刻理解習近平主席的重要講話精神，講清楚中國堅持和平發展道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闡釋。

　　一是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具有必要性。

　　歷史是教科書，也是必修課。中國選擇這條和平發展的道路，不僅來自中國歷史上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也是從世界歷史正反兩方面事實中得出的結論。把“和平”而非“戰爭”作為本國發展、本地區發展乃至世界發展的根本前提，是20世紀世界歷史得出的最重要結論，也是中國近代史以來的最重要結論。有些大國急于用軍事力量改變國際體系；有些大國把軍事競賽作為綜合國力的第一要素；有的大國動輒使用軍力維持其霸權，其結果都是事與愿違、適得其反。同時，我們也認識到，“和平”需要以發展作為基礎、以國力提升作為保證、以相互信任作為條件。歷史上，對法西斯主義的綏靖政策導致世界大戰，對霸權主義的盲目跟從導致冷戰對峙，對單邊主義的過分迷信導致濫用武力。這些教訓同樣極為深刻，中國決不重蹈傳統大國的覆轍。中國人主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們在積貧積弱的年代，不畏強暴，不惜犧牲，捍衛民族尊嚴和獨立自主。在和平崛起的過程中，我們同樣致力于不屈不撓，剛柔相濟，贏得應有的國際地位。堅持和平發展道路的必要性，決定了即使在未來成為世界強國后，中國依然將更加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為國際社會承擔應有的責任。

　　二是和平發展道路的內涵在不斷深化與創新。

　　自2003年中國提出和平發展道路以來，在理念和實踐中得到了不斷的推進，初步形成一個完整的和平發展戰略體系。這個戰略體系由一系列核心概念組成。

　　“新安全觀”是對舊安全觀的超越。它主張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可持續安全；揚棄絕對安全、單邊安全、狹義安全。日本右翼勢力鼓吹傳統安全觀，企圖重走二戰前的軍國主義老路，反映了他們陷入戰略困境的無奈。只有堅持新安全觀，才有可能化解傳統的大國安全困境，促進國際安全體系從盟國集團型向多邊合作型轉變。

　　“利益共同體”是和平發展戰略的又一個核心概念。在此理念之下，中國尋求與擴大同世界各國特別是亞洲各國的利益匯合點，以利益匯合點超越利益分歧點或沖突點。各種利益共同體的相關性即緊密程度不同，但其共同特征就是尋求共同安全和共同發展。對中國而言，與亞洲各國共享發展空間、分享發展成果，直接體現在“新絲綢之路”等“一路一帶兩廊”的亞洲互聯互通基礎設施網絡建設上，它將極大地促進亞洲市場一體化，促進亞洲地區合作機制的轉型。在利益共同體的基礎上，中國將與有關國家建立“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形成國際體系的新載體。

　　由此而來，中國和平發展道路引發了更多的戰略創新概念。如以“新型大國關系”破解后起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必然對抗的陳規舊律；以“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來界定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共同參與全球治理、分擔應對責任的內涵；以“共同崛起”來實現“金磚國家”整體崛起、構建西方傳統大國與非西方新興大國的G20合作框架；以“和而不同”來實現世界文化多樣性、各國道路差異性和人類追求美好未來的共同訴求的統一。凡此種種戰略新概念，都是針對當前國際關系難題，面向中國和平發展道路未來，知難而進，迎難而上，為國際體系轉型打開通道。

　　國際社會包括國內輿論確實依然有相當一部分人對這些新概念持懷疑論調甚至否定立場，這并不奇怪。國際體系正經歷著從未有過的轉變。面對變化，許多人深感困惑，按照老套套、老路子、老觀念難以找到出路，按照新思路、新觀念又感覺沒有把握。為何中國能夠堅持這條和平發展道路并且不斷創新戰略概念？原因就在于中國把握了世界發展的大趨勢，實事求是地認識中國與各國之間的關系。我們并不否認世界上還存在著霸權主義和冷戰思維，并不否認傳統安全威脅和集團對抗還主導著某些大國戰略。對于這些威脅和危險，我們不能不有所準備。但是，所有這些威脅和危險并不能成為世界的主流，也不能成為我們的戰略主導思維。換言之，中國不會把別人的霸權戰略和冷戰思維拿來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歷史一再證明，抱守陳舊戰略不放的那些國家，無論其國力多么強大，總是不可避免地重犯戰略錯誤，其衰敗并非來自外部威脅，而是來源于自己的戰略誤判。

　　三是上海亞信峰會是國際體系轉型進程的重要里程碑。

　　這次亞信峰會在中國上海舉行，既是國際體系轉型的重要界標，又是中國領導人和平發展觀的集中展示和中國和平發展道路深化的重大體現。

　　從國際體系轉型的視角來看，這是由亞洲國家發起并持續推進的地區安全官方高層論壇，是新興國家在安全理念和安全治理領域開始取得自主話語權的體現，是亞洲發展中國家共同應對安全威脅的合作機制構建的新起點。歷史上，亞洲國家曾經是宗主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其國家安全和主權幾乎沒有任何保障。冷戰期間，大部分亞洲國家分別被超級大國所操縱所控制，其安全和主權處于大國盟國體系下的附庸地位。迄今為止，亞洲國家還沒有真正掌握地區安全的主導權，還沒有形成有效穩定的地區安全合作機制。亞信會議就是改變這個不合理現象的重要平臺，亞洲國家開始掌握自己的安全事務主導權，開始按照共同安全、共同發展的理念來處理共同面對的地區安全挑戰。這確實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更重要的是，這樣一個地區安全機制并不是排他性的、封閉的，而是開放的、包容性的。美國、日本、歐盟等西方大國都可以作為觀察員參與其所有議程。亞信會議的核心就是互信機制，而互信必須建立在共同安全、共同發展的基礎上。這正是中國新安全觀所提倡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關鍵所在。因此，上海亞信峰會集中反映了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深化和國際體系的轉型創新，二者之間存在著深刻的內在聯系。

　　上海又一次走到了國際舞臺的中心。40多年前，《上海公報》改變了美蘇兩級的世界格局，將中國從孤立狀態中擺脫出來，成為國際體系的主要成員。世紀之交，上海合作組織誕生，歐亞大陸腹地形成了一條穩定的安全帶，在冷戰后紛繁多變的世界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今天，亞信峰會在上海舉行，再度打開了亞洲安全秩序的新篇章，世人看到亞洲走在了國際體系轉型的前沿。

　　如今，中國和平發展道路從時代主題判斷到中國特色現代化道路的目標界定，再到參與國際體系轉型的路徑選擇，越來越具有實踐性、普遍性和歷史性。以亞信會議為標志，亞洲和平發展也開始機制化、體系化、理念化。亞洲開始構建自己的安全秩序，這是在多樣化、多元化、多極化基礎上的共同安全機制。盡管舊體制舊機制舊理念還有相當強大的勢力，但是歷史發展的規律是不可抗拒的。60年前，中國、印度等亞洲國家共同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時，曾經也只是少數國家的微弱聲音，但是，今天已經成為國際社會不可抗拒的行為準則。可以預見，上海亞信峰會將以國際體系轉型的重要標志載于史冊。(作者系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 黃仁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