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權博弈
事實上，義烏工會想做點事的愿望持續了很多年，但是期間始終遭遇重重阻力。
1999年，義烏市總工會主席陳有德走馬上任，他拒絕再讓義烏工會當“花瓶”。那時，義烏國有和集體企業面臨全面改制，職工構成正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源源不斷的外來民工開始成為工人的主流。
義烏市蘇溪鎮當時已有“襯衫之鄉”之譽，鎮里400多家私企中，安徽定遠縣人占據了很大比例，僅在蘇溪鎮蔣宅村打工租住定居的多達6000多人。
同時，越來越多的勞資糾紛開始威脅著社會的穩定。1998年在義烏市受理的13000多起勞動爭議案件中，由勞資糾紛轉化為重大刑事案件(兇殺)的就有17起。僅蔣宅、胡宅兩個村就發生勞動糾紛120余起。在這兩個村打工的安徽定遠縣人居多，他們辦起了非法的民工子弟學校，甚者建立所謂“定遠幫”，向每個安徽定遠的老鄉收取10元的保護費，凡有勞資糾紛、生活瑣事，都由幫派出面交涉。一時解決不了，就動用恐嚇、威脅，甚至打、砸等惡劣手段。
幫派勢力甚而暴力，成為工人維權的方式，工會的缺位難辭其咎。其時，浙江大學的蘇根華在《南方周末》發表了《如何調節好勞資矛盾》一文，對義烏工會工作啟發頗深。蘇在文中提到，惟有勞動者自己才是自身利益永遠的守護者，工人不具備足夠的談判地位時候，政府應該制定建立工會的組織規則，引導工人自己組織起來，通過工會來表達工人的聲音，才是解決勞資矛盾沖突的根本辦法。
基于以上認識，義烏工會率先開始了從基層完善工會組織的工作。
1999年6月，由工會牽頭，蘇溪鎮政府、派出所、工商所、稅務所等十幾個機關單位，聯合向蘇溪鎮企業發出《致蘇溪企業公開信》，主要內容是借用當地政府和機關的力量促成企業老板組建工會。
借風做法收效甚好，不到一年，整個義烏市組建工會的非公企業就從原來的480家增至1900余家。
建立了基層工會組織，勞資糾紛自然堆到了工會身上。2000年3月，順應形勢，義烏市總工會成立了“法律維權協會”，但“維權”之路并非一馬平川。
當年7月，義烏市民政局批復準予成立義烏市法律維權協會。
但不到一個月，義烏市司法局局長對義烏市法律維權協會提出幾條意見。其中第一條就是要求協會更名，在前面加了“職工”二字，叫義烏職工法律維權協會。
最終問題出現在經濟上，由于維權協會最初實行自負盈虧，協會遂通過辦講座收取會費。2000年11月底，向義烏市有關部門辦妥了收費許可證，申領了發票，開始通過辦講座收取會費，一個月間共收取會費38742元。這引起了司法局的不滿。當年12月25日，義烏市司法局律管科一位工作人員來到協會，拆除了協會兩塊科室牌。
這件事使工會與市司法局關系越來越僵，雖經市委、市政府領導出面調停，司法局仍不批準工會掛牌，最終只同意叫義烏市法律援助中心職工工作部。此名稱一直沿用到2004年，直到義烏工會維權模式得到來自北京的認可之后，“義烏市職工法律維權中心”始得以正名。
義烏的工會經驗此后被全總推廣，但一切并未順風順水。很多有“創意”的想法仍遭遇到現實阻礙。
2004年，義烏市電信局改制上市，要把一些臨時用工徹底剝離出去，當時電信局想把這些臨時用工放在勞動部門，勞動部門不愿意，交給了市總工會。
工會計劃成立一個培訓派遣公司，負責電信企業改制的勞工派遣，義烏工會的“沃克”培訓派遣服務中心應運而生。陳灝說，“沃克”的主體就是工人，話語權在工人手里。
沃克出面和電信局談判，電信局每年多付了90多萬為這200人辦理了醫療保險。并且由沃克派遣出去的工人，電信局需向沃克支付35元的管理費和工會活動費。
在民政注冊的“沃克”培訓派遣服務中心當時業務范圍是：普法、企業管理、勞動技能的培訓，職工引進和勞動派遣。他們直接去四川引進民工，當年向私營企業派遣出去了600多名工人，并且提出“亦工亦學”的口號，商議由企業、勞工和工會每家負擔三分之一學費來支持工人學習。職工學成后，最少為企業再服務兩年。
2004年底，派遣市場利潤凸現，“沃克”模式在當地頗受勞動派遣市場好評，直接威脅到勞動局下屬的人才派遣中心的業務。
2005年3月，勞動局一位負責人帶著勞動監察大隊來到沃克調查，帶走了工人資料，還叫陳灝去做了筆錄。并拒絕讓“沃克”參加勞動局組織的人才招聘大會，理由是“沃克”不具備勞動派遣資格。
此后，工會和勞動局的關系徹底決裂。2006年初，義烏市總工會在義烏廣播電臺舉辦的一期節目中公開批評當地勞動局作為政府的一個執法部門，屁股坐在了企業那邊。6月20日，陳灝還在給《義烏日報》撰寫的專欄中，稱勞動部門主動給企業在用工方面出謀劃策，以規避《勞動法》維護工人權利的有關規定。
自從義烏工會試圖主動轉型開始，博弈就開始表面化了，并且這些沖突，首先出現在工會與政府部門的關系上。這也使得這種轉型尤為艱難。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王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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