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是一面鏡子

　　“只有中國人才了解中國”，“外國人懂什么？”近來，針對德國作家、漢學家顧彬對中國20世紀文學的批評，有人發(fā)出了這樣的論斷。

　　的確，漢學研究的成果有時讓人不敢恭維。學者陳引馳說，第一部中國文學史并非誕生在中國，但是英國漢學家翟理思的《中國文學史》(1901)連司馬相如的作品是否傳世都語焉不詳。再如，德國哲學家叔本華在分析了朱熹理學的“天人一物”、“盡心知天”的觀點后認為，儒釋道三學皆屬無神論，這種觀點也可能引來很多非議。

　　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被胡適稱為中國的文藝復興的清乾嘉學派，其學問轉向就受到在華傳教士的直接影響。根據張西平的介紹，晚清以降，西方漢學的發(fā)展直接刺激了中國現代學術的發(fā)展，對中國現代學術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的敦煌研究，直接導致了中國現代敦煌學的產生；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的中國語音學研究，直接影響了趙元任、李方桂的中國語言學研究；陳寅恪之所以成為中國近代學術的開創(chuàng)者，很重要的一點是他對西方漢學的熟悉。就當代來說，漢學對中國學術的影響同樣是巨大的，比如，李約瑟運用現代科技思想整理中國歷史，從而開創(chuàng)了中國科學技術史這一新的學科。

　　為什么國外漢學會取得這樣的成就？有學者分析：一是有些研究方向的文獻，海外優(yōu)于國內；二是研究方法優(yōu)于國內學者。目前，國內文科研究中許多人采取社會學、人類學的方法，這同樣受啟于漢學家。

　　今天的海外研究，早已遠遠超越了數百年前西方了解東方的初衷，成為現代學術體制的一個組成部分。漢學不僅在反哺中國人對中國文化的研究，也成為一種對照。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振鶴說：“以洋為鏡，可以知興衰。”漢學，會啟發(fā)很多東西。

　　以什么姿態(tài)對話

　　“文明和傳統(tǒng)是經驗和智慧的源泉，應該保持活力，讓人們研究。”瑞典漢學家、斯德哥爾摩大學漢學系教授羅多弼說。他同時強調，“文明不能卸去我們對自己的生命和立場所應承擔的責任。文明不會制造戰(zhàn)爭，是人制造了戰(zhàn)爭。”也就是說，文明之間的對話主體應該是負有責任的。

　　文明之間的對話有很多種，國內學者和漢學家之間的對話是一種重要形式。

　　漢學家在研究中國時，“不僅僅是‘隔岸觀火’，也并非局限于‘外部觀察’，他們也有自己的‘內在體驗’與‘生命情懷’。”在“作為文明對話的漢學研究”分論壇上，北京大學中文系陳平原教授的這段話直接關聯(lián)著這樣三個問題：“我們?yōu)槭裁葱枰獫h學家？”“該用何種姿態(tài)與他們對話？”“什么樣的對話才可能獲得良好的效果？”

　　陳平原認為，與漢學家對話時，首先應該具備更為開闊的學術視野。“漢學家”并不等于“國際學界”，相反，我們必須意識到，所有的漢學家，都有與本國學術對話的欲望與責任。“我希望有一天，我們不只跟美國的中國學對話，也跟歐洲、日本、俄國的中國學對話。”

　　陳平原認為，“與漢學家對話時，應該保持平和的心態(tài)。”他說，“認定只有中國人才能理解中國、闡釋中國的，已經很少了。”當然，陳平原也提醒大家，“也可能走到另外一個極端，那就是‘外來的和尚會念經’。”

　　陳平原曾經組織翻譯出版日本丸山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三位學者的論文集，他覺得，“他們的研究背后有‘情懷’”。陳平原說，在與漢學家對話時，“雙方交換的，不僅僅是有形的物件，更有看不見、摸不著的‘信任’與‘友情’。”在他看來，學術交流還應該盡量從資料、技術層面，逐漸擴大到理論、精神層面。

　　當對話進行的時候，這些足夠嗎？

　　北京大學教授樂黛云認為：“在跨文化對話中，最困難的就是要形成一種能相互理解和接受的話語。”她認為，目前，第三世界所面臨的，正是多年來發(fā)達世界以其雄厚的政治經濟實力為后盾所形成的，在某種程度上已廣泛認同的“文化話語”。“如果我們只用這套文化話語來詮釋本土文化，大量最具本土特色和獨創(chuàng)性的文化現象就會被摒除在外，”樂黛云說，“如果這樣，對話仍然只能是同一話語的獨白，無非補充了一些異域資料而已。”

　　那么，能用“完全本土”的話語來進行對話嗎？樂黛云說，任何文化都是在與其他文化的交往和影響中發(fā)展起來的，“完全本土”很難存在，“即便有這樣的話語，對方也難以接受和理解，對話也難以進行。”怎樣才能走出這種兩難困境呢？樂黛云認為，一種可能的途徑就是“尋求一個雙方都感興趣的‘中介’，一個共同存在的問題，從不同文化立場和角度進行討論。例如，人的生、死、愛、欲等古今人類共同的問題。”

　　羅多弼說：“在人們關注的某些領域里，真理就是相對的。”多元化和不確定性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典型特征，所以，“真理應該放開讓人們討論”。

[上一頁]  [1]  [2]  [3]  [4]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