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金融危機深刻啟示

　　10年前，主要由權貴資本禍及的東亞金融危機，對今天有著深刻的啟示。

　　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應當被有效限制。

　　在東亞國家的發展過程中，國家政權這只“看得見的手”成為現代化的策劃者、推動者與組織者，雖然推動了現代化進程，但也造成了諸多弊端。由于政府壟斷了龐大資源，對整個國家的生產、投資、稅收、貨幣、信貸、貿易都有控制權，企業或公司為獲取資源的優先分配或各種類型的經濟優惠，便千方百計賄賂行政官員，由此引致日盛一日的錢權交易。由于東亞國家市場體系不完善、市場機制不健全，因此以政府力量主導經濟發展有其必要性，但當經濟發展取得階段性成功后，政府應“急流勇退”，讓市場充分發揮調節作用。然而，一些東亞國家由于相關利益集團的生成，使得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變本加厲。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干預成為腐敗現象滋生的溫床。

　　行政權力運用應當被充分監督。

　　官商勾結、裙帶關系等在國際社會司空見慣，即便于美國政壇也由來已久：諸多總統就以任人唯親出名，哈定總統的內閣有“俄亥俄幫”之稱；杜魯門總統的政府有“密蘇里幫”之稱；卡特總統的核心成員有“喬治亞黑手黨”之稱；里根總統的內閣成員以加利福尼亞人為主，有“廚房內閣”之稱；現任布什總統周圍則是得克薩斯和以前老布什的幕僚。但是，裙帶現象沒有在美國泛濫成災，走向大規模權貴腐敗，進而引起經濟危機或社會動蕩，主要是政府的權力受到多方約束與監督。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

　　公民社會的建設應當被高度重視。

　　權貴資本形成的前提是威權主義體制，而威權主義體制賴以存在的基礎則是政治經濟方面的人身依附、社會封閉與高度人治。在東亞，普通民眾服從于大大小小的“恩從關系”，對政治家族、官員的效忠程度遠遠超過對國家和政府機構的效忠，政治立場私人化，政治活動非制度化，領導人家長化。因此，威權主義體制是東亞金融危機的制度根源，而從根本上破除威權主義體制迷思的一個重要甚至是必要途徑，就是建設并確立起現代公民社會。公民社會是存在于政府、市場之外的“第三力量”。實踐證明，公民社會以個人主義與多元主義、公開性與開放性以及法治等原則，可以有效制衡政治權貴濫用國家權力、妨礙市場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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