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測試是對賀氏夫婦的侮辱

　　翻閱前兩次審判的記錄，會發現許多被法官采信為“證據”的說法其實很可笑。“貝克家的律師在法庭上說羅秦要把賀梅送到每月只有25美元生活費的重慶，賀梅會餓死，還說他們現在不止一個孩子，賀梅又是女孩子，一旦回到大陸，會被絞死。”蔚宇說著說著自己忍不住笑起來了。

　　“貝克夫婦急著要贏官司，他們在庭審現場怎么說都行，但是這個涉及到另一個國家國情的言論，與案情毫無關系，也被法官當作‘證據’寫到判決書里，我覺得很難以想象。難道人們可以自動選擇祖國？”蔡金良說。

　　在第一次審判中，法庭要求賀氏夫婦做DNA測試，因為懷疑賀梅不是他們的女兒，并且法官承諾，如果他們通過這個測試，就讓他們見女兒。

　　“這是對當事人的極大侮辱，在美國，只要是婚姻內的子女，父母沒有義務向任何人解釋孩子是哪里來的。但是羅秦還是去做了這個檢測，但結果呢，根本沒見到賀梅。”蔚宇說。

　　在孟菲斯地方法院，有一位法官站在賀氏夫婦一邊，卻被調離了。

　　地方法庭指派的心理醫生并未與賀家見面

　　“我們交了5000美元的錢，被告知是給心理醫生的，但是我們到現在都沒見過前兩次審判時的心理醫生。”賀紹強回憶，當時在前兩次開庭中，心理醫生都作證說賀梅如果回到父母身邊會受到傷害，因此要永久剝奪他們的父母權，不讓孩子和父母見面。而事實是，這位心理醫生并沒有見到賀梅與親生父母的接觸就給出證言。

　　這次最高法院的審判有兩位心理醫生，一位白人，一位黑人。最后這兩位心理醫生做出了和之前截然相反的證言，說孩子與親身父母生活在一起是好選擇。

　　最高法院的判決下來之后，孟菲斯地區最大的媒體《孟菲斯商報》在當天的評論員文章中說，之前參與審判的人，都要“感到羞恥”(“feelshameful”)。

　　“這句話是很‘powerful’的，我再沒有見過比這更強烈的字眼了。美國人是很講面子的，現在這么多人在當地的主流報紙上被這樣說，真是找個地洞鉆進去都不為過。”蔚宇說。

　　前兩次判決被種族歧視所左右

　　“賀梅案”早就不僅僅是華人的事了。當地的黑人團體，黑人教會、朝鮮人、日本人、越南人、廣東老華僑后裔……全部出動了。

　　“當我和當地其他少數族裔的負責人說起‘賀梅案’，大家都非常有共鳴，也都很幫忙。我們都是少數族裔，我們知道在孟菲斯，美國南部，種族歧視意味著什么。”蔡金良說。

　　在記者采訪與此案有關的人時，“種族歧視”是繞不開的字眼。蔡金良告訴記者，之前在當地西班牙語族裔中也曾經發生過類似“賀梅案”的官司，但在地方法院就被糾正了。不像“賀梅案”鬧得這么大。

　　為什么“賀梅案”到了田納西最高法院才會得出這樣一個完全推翻地方法院的判決？

　　“其實說白了也很好理解。地方法院，包括青少年法院的法官都是選民選出來的，而最高法院的法官是州長推薦的。如果是選民選出來的法官，那么自然要按照大多數選民的意愿來辦事，其實并不真正獨立于地方政治。而在孟菲斯或者說田納西州，可以說持有種族歧視觀點的白人比其他地方都多。只需要看看法庭對待賀家的態度就知道了。歧視從經濟地位，到國家背景，到文化程度，無處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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