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渡受阻的原因　　

　　出逃人員往往會選擇歐美等發達國家。比如賴昌星選擇了加拿大，楊秀珠選擇了美國。

　　究其原因，黃風教授認為，犯罪分子外逃的目的就是尋找一種比較安逸的生活，資金自然向那些地方轉移；此外，他們在遇到引渡、遣返等問題時，往往可以找到比較多的法律救濟手段來保護自己，或者是拖延時間。

　　這樣一來，卻給國家造就了許多困難。

　　首先，大部分西方發達國家和外國開展引渡合作，都要求以存在雙邊引渡條約為前提，即所謂的“條約前置主義”。

　　從1993年8月26日與泰國締結第一個雙邊引渡條約開始，我國以平均每年2個條約的速度，與25個國家締結了雙邊條約。遺憾的是，25個國家中，只有一個發達國家，那就是2005年締約的西班牙。

　　其次，就是死刑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還保留有68個死刑罪名。中國請求引渡回國的逃犯，罪名為殺人、搶劫、綁架、強奸、走私、賄賂、貪污等，按照中國刑法都有判處死刑的可能。但西方發達國家大多明確要求“死刑不引渡”條款。

　　再次，我們在請求引渡時往往不得要領。過分依賴“紅色通緝令”；該提供的材料不提供，或提供的材料達不到西方國家的“表面標準”要求。

　　締約的政治障礙　　

　　中國與西班牙雙邊引渡條約的簽訂，贏得好評如潮。

　　外交部條約法規司參贊徐宏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工作說明時說：“相信中西引渡條約會產生非常積極的意義。”

　　黃風教授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中國與西班牙引渡條約的簽訂創造了先例，這個簽約模式將會成為中國和其他歐美發達國家的一個示范文本，以在全球范圍內編織一個法網恢恢的外逃貪官追捕網。”

　　可以預見的是，由于歐盟25個成員國都廢除了死刑、全堅持“死刑犯不引渡”的原則，在西班牙與中國達成引渡協議之后，多米諾骨牌或許就此推倒。

　　盡管評價很高，甚至認為中國與其他發達國家締約的法律障礙已不存在，但對于中美的締約，黃風教授還是不表示樂觀。

　　“意識形態的障礙還存在。”他說，在與西班牙簽約之后，葡萄牙、澳大利亞、法國三個發達國家都向中國表示了締約意向。私底下，美國司法部有關官員也說愿意締約，但認為締約后必然不能在國會上通過，因為部分美國人對中國還存在成見。

　　其他發達國家也可能同樣存在意識形態上的問題。

　　然而說到底，建立引渡合作關系的基礎，就是對相互之間法律制度的信任，缺乏這種信任，就難以建立一種穩定的合作關系。

　　障礙雖存在，但爭取與大多數發達國家締約，黃風教授認為還是上上之策。

　　引渡的替代措施　　

　　當然，對于沒有締結雙邊條約，又存在意識形態障礙的國家，還是有著可變通的余地的。全程參與了余振東遣返案的黃風教授娓娓道來：我們可以學會在“籠子”里跳舞。

　　他說，中美沒有簽訂雙邊條約，也沒有過任何遣返先例。在不可能以互惠條件達成引渡的情況下，我國有關部門積極研究美國法律。《美國移民法》規定，在任何情況下，如果被判定犯有嚴重罪行，將一律被驅逐出境。

　　為此，中方給美方提供了大量余振東犯有洗錢罪、非法移民罪等的證據，促使美國對余振東提起訴訟，從而改變他在美國合法的移民身份，使之變成刑事被告人，將面臨的法律后果就是被驅逐出境。他被指控的罪行在美國都將被重判。最后，余振東自愿被遣返回國。

　　對潛逃到加拿大的賴昌星，實際上，也是使用了代替措施，中方吊銷了其護照、旅游證件等，使之成為非法移民。

　　黃風教授說，在實踐中，通過慢慢摸索，雖然與美國、加拿大等發達國家沒有簽訂雙邊條約，但一樣可以通過研究對方甚至是雙方的法律，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尋求另類“引渡”。

　　這種替代措施有利有弊，個案可以積累經驗，但不會成為固化的模式。只是這些替代措施也可以起到威懾的作用。那就是，即使沒有雙邊引渡條約，還是可以將逃犯“引渡”回國審判。

　　建立有效、快捷打擊犯罪的司法機制，另一方面又應當考慮到對當事人合法權利、包括人權的保護。這些需要良好的法治環境來支持。

　　2000年，我國《引渡法》頒布。2005年，《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得到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反洗錢法》著手修改。2006年，《中西引渡條約》得到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批準……

　　“如果反洗錢的法律得以完善，我們與美國的引渡共識將更為接近。”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教授屈學武說，“中國幫助美國打擊恐怖組織的洗錢活動，美國幫助中國打擊貪污腐敗的洗錢活動，從而為未來中美引渡協議的最終簽署創造條件。”

　　在“被動引渡”已經納入法制化，而與各國締結條約的基本法律障礙也不再存在的情況下，黃風教授對中國引渡的努力充滿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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