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年后的祭奠

　　說實話，我一直沒有弄清楚，父親究竟是一個感情粗糲的人，還是一個感情細膩豐富的人？

　　在我的記憶中，父親似乎不是一個感情細膩的人。所以，一直到現在，看見那些父親背著小孩子在公園里嬉戲，我會駐足不前，心里會涌起莫名的失落。

　　在父親去世的前一年，父親住院檢查身體。他需要做CT，要經過一條長長的走廊。那時他大病初愈，身體非常衰弱，但是他一生不愿意給人添麻煩，不坐輪椅，非要自己走著過去。

　　于是我扶著父親，他走得吃力，緊緊抓著我的手。這是我一生中惟有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與他攜手而行。

　　我年紀很小的時候，生過一場重病，幾乎不治。那是三年困難時期，內蒙古和全國各地一樣，也面臨著巨大的困難。父親早出晚歸，幾乎看不見他的人影。

　　我的病也在急轉直下，終于有一天，醫生對日夜守護我的母親說：把首長叫回來吧！

　　母親聽了這句話，如五雷轟頂。她立刻給我父親打電話，并且在電話里哭了。

　　父親回來的時候已經很晚，母親說，他只在病房里發了一會兒呆，然后又走了。母親后來解釋說，他很忙。我同意這種解釋，但是我由此認為，他不如別人的父親。有一次我問他，你是不是不喜歡我？他一楞，然后就笑了，說怎么會不喜歡你，就是抽不出時間啊！

　　流傳甚廣的父親和內蒙古收養全國3000孤兒的故事，我是后來才有所知曉的，從時間上推斷，和我那場大病應該是同一時期。

　　那時候，全國食品嚴重匱乏，南方許多地方的福利院里，許多幼小的孩子瀕臨死亡的威脅。康克清大姐為此非常著急，她與我父親商量，能不能從內蒙古調集一些奶粉，我父親說可以，但是恐怕是杯水車薪，不能長期解決問題，于是他提議由草原人民領養這些孤兒。周總理當即拍板，于是從內蒙古調集了專列專護，迎接這些孤兒去內蒙古。大概在兩三年的時間里，陸續有3000名孤兒來到內蒙古，其中上海一地就有1800名。

　　當年的有關人員在回憶文章中說，父親對于這些孩子的安排，每個細節都考慮到了，而這些醫護和保育人員，包括地方旗縣民政、婦聯的工作人員，真正做到了殫精竭慮。草原人民用他們博大的胸懷，養育了這些幼小的生命。

　　回憶文章說，父親在各地檢查工作的時候，都要到福利院看看這些孩子，對于他們被領養后的生活，更是備加關注，要求當地有關部門隨時檢查，有什么問題，要及時解決。同時刊登的一張照片，是父親和這些孩子們的，他一手拉了一個，很開心的樣子。

　　后來的幾年里，父親一直關心著這些孩子的成長和生活，有關部門要定期匯報孩子們的情況，要求他們“接一個，活一個，活一個，壯一個。”

　　這樣的情況一直延續到“文化革命”開始。

　　80年代起，這件事情逐漸為人知曉。田乃立女士是第一位報道3000孤兒事件的工作人員，她曾經對我說過，惟一遺憾的是沒有和這些已經長大成人的孩子交談過，因為她擔心會打擾他們平靜幸福的生活。

　　我覺得她想的很對，這么多年過去了，他們已經有了新的家庭，有疼愛他們的父母，他們不知道過去的那一切，不是也很好嗎？

　　今年是我的父親百年誕辰。我很意外地聽說，100多名孤兒代表在呼和浩特聚齊了。他們是從草原，或旗縣，或他們現在生活的城市趕來的。

　　他們默默地走進烏蘭夫紀念館，在父親座像前獻上了白色的哈達和他們的名冊。

　　父親已經成為漸行漸遠的背影，也許就是到了這個時候，那些經過沉淀的記憶才真正明朗，父親的輪廓才逐漸清晰。我們明白得似乎已經太晚了。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的父親不是一個稱職的父親，他不是那種為了家人和個人的利益而放棄原則的人。但我慶幸，世界上有這樣的父親。□

　　(據《瞭望新聞周刊》；文/云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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