礦難頻發，能否靠政績考核來遏制？把難題交給政績考核，難道就能萬事大吉？

　　倘若政績考核事無巨細，但結果仍不理想，恐怕就不是政績考核內容的問題，而是其他什么地方出了岔子……

　　又見礦難頻發的消息。有專家分析說，這是源于進入冬季，煤炭供需旺盛，在利潤刺激下，煤礦企業超能力、超強度生產，加之習慣性違章等突出問題。

　　此話有一定道理，不過不太適用于我們。一年四季，只要在網絡上搜索“礦難”，總能找到最新的事故新聞，區別只是事故地點、傷亡情況不同而已。

　　為了治理煤礦事故，我們沒少動過腦筋，沒少采取措施。但重拳出擊之下，礦難仍一而再地發生。

　　再難治也總得治。比如，最近不少地方規定，將煤礦整頓關閉工作納入政績考核——將整頓關閉煤礦的任務逐級分解，層層落實到縣(市、區)、鄉(鎮)政府，并及時公布關閉礦井名單。

　　從理論上而言，把安全生產列為干部考核內容無可厚非——也許，借地方政府對政績的重視，能將煤礦整頓關閉工作迅速貫徹落實下去。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局長李毅中在《求是》雜志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說，“維護和實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共產黨人政績觀的核心”。也就是說，維護安全生產，是各地政府的應盡責任。

　　“政績考核”之于“礦難”的威懾力，究竟如何？

　　政績這個詞炙手可熱，但是，政績考核不是筐，不是什么都能往里裝的。一直以來，不少地方將多少社會、經濟、文化難題交由政績考核來平衡治理，結果如何呢？

　　環保，早早就納入各級政府政績考核，還派生出“綠色GDP”這樣激動人心的詞組。雖然一些地方因此在招商引資、發展經濟過程中對環保多有考慮，但是，環保概念仍然等同于生態公園、城市綠化、“花園式工廠”，環保意識仍然停留在紙面的統計數據上。替污染企業遮掩、維護其利益，還是地方保護主義的典型案例。

　　為什么？環保亟需的是法治而非行政干預。一個本該在現有法律框架下有效解決的問題，卻被不得已納入政績考核，自然復雜難纏。

　　從某種意義上說，礦難與環保問題，如出一轍。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針對礦難頻發，李毅中說，“該關的沒關，地方政府心慈手軟，結果導致安全事故一再發生”。豈止是地方政府的心慈手軟，更有監督的不到位，法律執行的不到位。

　　眼下的政績考核包羅萬象，除了環保和礦難，還有市場經濟。且不說把招商引資作為政績考核，連企業上市、房價高低、企業工資漲幅、升學率之類本屬于市場自我調節的問題，也納入了政績考核。但凡市場經濟一遭遇難題，就自然而然地求助于政績指揮棒。甚至，“幸福感”一詞剛出現，就有地方領導表示，要把“幸福指數”納入對政府工作的考核。

　　還有些事，本就是地方政府分內的，也給提到了“政績”的高度，比如傾聽民意，關注民生。有的地方創新出不少“民意高速公路”，廣播、電視一起上，手機短信和網絡博客也作為新技術被廣泛應用于“民意表達”。所有這些，都被當作政績而加以宣揚。仔細想想，傾聽民意、關注民生，原本就是政府責任。

　　政績考核如此事無巨細，甚至細致到大街上落葉掃凈與否，但結果仍然不盡理想，倘若如此，恐怕就不是政績考核內容的問題，而是其他什么地方出了岔子……

　　(來源：人民日報華東版；作者：郝 洪；原標題：政績考核不是“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