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賄賂危害嚴重

　　時至今日，隨著改革開放經濟日益發展，人的需要發生了變化，一部分國家工作人員已不滿足于獲取財物等財產性利益要求，而轉向非財產性利益的追求。這種需求的多樣性和層次不同的變化性，決定了賄賂的內容、手段、方法的多樣性。如高檔的娛樂消費、出國旅游、提供性服務等。而我國刑法傳統賄賂犯罪的內涵和外延已無法掩蓋新出現的非財產性犯罪，使之成為法律的空擋和死角。在這些賄賂犯罪中，“性賄賂”犯罪一旦既遂，具有為行賄者多次謀取不正當利益的社會危害性和持續性。

　　支持者認為，性賄賂可以直接影響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的廉潔性，極大地敗壞社會風氣，給國家機關形象造成惡劣影響，而它的實質是“權色交易”，其誘惑力和危害性有時超過財物賄賂，其社會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

　　已為道德所不能調控

　　“性賄賂對社會的危害已經不是道德范疇所能調整。”這成為支持者的共識。他們認為，性賄賂目前應當進入立法者的視野。

　　從犯罪的一般概念來看，性賄賂行為具有極大的社會危害性，符合犯罪的本質特征。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性賄賂行為具有社會危害多次性和持續性、誘發性和感染性。即性賄賂一旦既遂，往往就會形成長期的不正當的性關系，具有多次為行賄者謀取不正當利益、多次危害社會的特性，它不會因為一次性賄賂所獲得的利益而終止，而是誘發多次、更大的利益謀求。

　　性賄賂行為犯罪符合賄賂罪的本質特征，受賄罪涉及非法經濟利益，但受賄罪主要的不是經濟犯罪，而是職務犯罪，受賄犯罪的本質就是“出賣公權，獲得私利”，是一種侵犯職務廉潔性、職務的不可收買性的犯罪。

　　從刑事立法的角度看，性賄賂行為的發案率呈蔓延擴大趨勢，而不是個別的、偶然的現象，權色交易和權錢交易一樣，已經成為公權和私利交易的最主要的一種形式，所以具有現實的立法化依據。

　　除了案例和理論分析，像金衛東這樣的支持者也從歷史文化的角度找到了論據。

　　歷史記載：性賄賂有明確法條和實例

　　《史記·周本紀》載：“帝紂囚西伯(后來的周文王)于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因殷嬖臣而獻之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這是歷史上性賄賂的最早記錄。這次性賄賂使文王得以組建軍隊，征伐擴張，為奪取天下打基礎。

　　從另一個角度上審視古代幾大美女的話，也不乏性賄賂嫌疑。《孫子兵法》中關于“美人計”的描述便是緣于西施。春秋時期的越王勾踐與吳王夫差有殺父之仇、滅國之恨，為了贏得養精蓄銳、厲兵秣馬的時機，聽從大夫范蠡的妙計，四處尋訪美人獻給好色成性的夫差。西施因其天下無雙的美色，當仁不讓地成為了復國大計中舉足輕重的棋子，順理成章地被送入吳宮，做了吳王的妃子。

　　西施的絕世容顏和柔言媚語果然讓夫差神魂顛倒，色令智消，最終逼死伍子胥，削弱了吳國的軍事力量。

　　《三國演義》中對貂蟬的描述是：眉黛促成游子恨，臉容初斷故人腸。據記載，司徒王允一心想除掉太師董卓，但苦無良策。聰慧過人的貂蟬窺知情由后表示：“如有用妾之處，萬死不辭”。于是王允將貂蟬收為義女，精心設計了個“連環美人計”，先將貂蟬許給董卓義子呂布，未及迎娶又獻于太師董卓，挑起董、呂兩人的矛盾。貂蟬對王允的意圖心領神會，處處設計離間董卓、呂布父子，成功地施展了美人計，使董卓、呂布父子反目成仇。后人嘆曰：“司徒妙算托紅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戰虎牢徒費力，凱歌卻奏鳳儀亭。”

　　以上雖非正史而是演義，但也足以看出以“美人”作賄賂的“厲害”之處。

　　有史實的關于性賄賂的記載則是《唐律》和《清律》。

　　在《唐律》中有兩類規定涉及到性賄賂——“監守內(即在監臨主守管轄范圍內)奸”和“監臨(即主管)官吏娶部民女”。

　　但是并沒有被歸類為《職制律》中的(受賄罪)“受財枉法罪”、“受財不枉法罪”，例如對“監守內奸”的犯罪行為置于屬《雜律》中以“奸”論罪。唐律中規定：“諸監臨主守于所監守內奸者(謂犯良人)，加奸罪一等。……婦女以凡奸論。”唐律對“監臨官吏娶部民女”的犯罪行為,則置于《戶婚律》中，分別以 “(不枉法)監臨官吏娶部民女罪”和“枉法娶人妻妾及女罪”或者是以“枉法罪”論處。

　　我國《唐律》的監臨之官“借奴婢”以“受所監臨財物論罪”論處，是我國歷史最早的“性賄賂”的概念。

　　《清律》與《唐律》的最大不同在于：將“枉法娶為事人妻妾及女為妻妾”的行為以職務犯罪的“枉法罪”論處，更加體現了賄賂犯罪的特點。反對者 難以執行不如不立法

　　無論從歷史的論據，還是性賄賂現實的危害，以及性賄賂入罪的法律要件，支持者的聲音得到了民間的極大響應。

　　但是在法學界，在承認性賄賂對社會有著巨大危害的基礎上，也有一批學者們包括一些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對于性賄賂概念和是否入罪的理論持有相反觀點。

　　高銘暄就提出，性賄賂只能附屬于財物賄賂，說明犯罪嫌疑人生活腐化墮落，若單獨設立一個‘性賄賂罪’，恐怕不合適。武漢大學法學院馬克昌教授認為性賄賂入罪“內涵不確定，缺乏可操作性，定罪量刑都有困難”。

　　他們認為，“性賄賂”一詞是最初為媒體炒作而生造出的詞匯。

　　反對者也從歷史的角度予以了分析，他們認為，受賄罪在我國古代稱為“受金罪”，最早由戰國法學家李悝提出，受金即受財，可見自古以來，財物是構成賄賂罪的必備條件，這與其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背景相一致。

　　如果說《唐律》和《清律》有類似于性賄賂的規定的話，那么，當時奴婢和妻妾均被視為封建“家長”的私有財產，因此歸根結底，這種所謂性賄賂還是建立在“財物”基礎上的，很難和當前支持入罪者所主張的精神賄賂聯系在一起。

[上一頁]  [1]  [2]  [3]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