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戰云貴川

　　紅軍渡過湘江后，蔣介石調整部署，命令桂軍尾追、黔軍西堵，“追剿”軍主力趕往湘西南，企圖圍殲紅軍于北進湘西途中。12月上旬，3軍團奉命縮編，我回到10團司令部任偵察參謀。沒多久，紅軍突然改道，向黔北方向前進。后來才知道，當時敵“追剿”軍主力已在我軍的前方構筑工事，張網以待。但博古、李德仍堅持原來同紅2、6軍團會合的計劃，是毛主席力主放棄這一會使紅軍陷入絕境的方案。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錯誤主張，肯定了毛主席的正確意見。

　　蔣介石得知紅軍入黔，大感意外，急忙調整部署，繼續追堵，企圖利用烏江天險，圍殲紅軍于烏江南岸。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決定：在敵重兵到達之前搶渡烏江，向遵義前進。我紅3軍團經臺拱(今臺江)、黃平、甕安，向烏江急進。一路上，我們10團是軍團的先遣團。我帶領偵察排，先行過了清水江，到達桃子臺，爾后即前出烏江南岸，偵察渡河地點。1935年1月5日，我們到達茶山關渡口，守敵已逃之夭夭。我們團順利過江，在遵義以南的懶板凳(今南白鎮)一帶，負責控制遵義到貴陽的公路，阻敵北進。這時，傳達了黨中央要在這一帶建立川黔邊革命根據地的決定，于是部隊積極打土豪，建立蘇維埃，擴大紅軍。

　　為了解貴陽到黔西一帶敵人的活動情況，陳連華團長、楊勇政委派我帶偵察排到黔西去偵察。城里人很多，生意興隆。我突然發現街上有國民黨中央軍貼的標語，走近一看，有的糨糊還沒有干，我即問當地群眾，他們說中央軍在此過了兩天，今天早上才過完，往刀靶水去了。我們急速返回甘棠，部隊已經開拔。團長、政委給我留了一封信，說情況有變，目標遵義，要我迅速趕上。原來，國民黨中央軍已渡過烏江，追了上來，我5師在刀靶水遭敵襲擊，受到一些損失。黔軍王家烈部也正向我軍逼近。我們邊打邊走，來到了遵義。

　　在此期間，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了擴大會議，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以及長征初期紅軍受到損失的教訓，糾正了博古、李德軍事指揮上的嚴重錯誤，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正確領導。這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在屢經挫折之后作出的歷史性選擇，使中國革命在生死攸關的時刻得以轉危為安。遵義會議還作出了渡過長江，到川西或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決定。當時，我們這些基層干部并不知道會議的精神，大約是到云南扎西(今威信)地區后才聽了傳達。大家精神為之一振，聯想起第五次反“圍剿”苦戰一年，處處碰壁，被動挨打，犧牲了無數的紅軍干部戰士，原因在哪里？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使積在我們心頭一年多的疑團解開了，感到紅軍有了希望，革命有了希望。

　　蔣介石為阻止中央紅軍北渡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師，急令川軍在長江北岸構筑工事，全力防堵，同時調集中央軍、黔軍、桂軍、滇軍共約40萬兵力，企圖將我軍圍殲于貴州境內。

　　我中央紅軍這時只有3.7萬人，如何擺脫敵人的圍追堵截，迅速北渡長江，是為至要。1月19日，紅軍離開遵義向土城、赤水前進。28日拂曉，我第4師由張宗遜師長、黃克誠政委率領，在土城東北的青杠坡與敵教導師接觸，雙方展開激戰，直至中午，敵人越打越多，楊勇政委也負傷了，我腿部被炮彈片劃傷。后來得知，是情報不準。敵軍遠遠不止我們原先判斷的3個團，而且有相當的戰斗力，其后續部隊幾個旅也迅速增援上來。于是，中革軍委果斷決定撤出戰斗。

　　29日，我們團隨軍團直屬隊，從土城浮橋過了赤水河。在此前后，總部和其他部隊也渡河西進，從而改變了原來的計劃，開始了有名的“四渡赤水”之戰。部隊向四川古藺、敘永方向疾進，準備在瀘州、宜賓間伺機北渡長江。

　　蔣介石獲悉紅軍西出川南，急令各路“追剿”軍緊追不舍，企圖圍殲我們于川南地區。中革軍委決定暫緩北渡長江，改向云南扎西地區集中。扎西整編后，中央紅軍決定再次向敵軍比較空虛的黔北地區轉移。2月19日，我們團在習水縣二郎灘二渡赤水，從敵軍的包圍圈中鉆了出去。當晚，部隊打土豪弄到一些米酒，我喝了一大碗。由于幾次負傷和常發瘧疾，再加上極度疲勞，身體十分虛弱，第二天我的頭便痛得厲害，全身不能動，就像癱瘓了一樣，送到醫院，只好躺在擔架上。誰料，這一抬就是40多天。

　　其間，部隊進行了有名的婁山關戰斗。接著，重占遵義城，一舉擊潰了吳奇偉部兩個師，取得了長征以來中央紅軍作戰的第一個重大勝利。就在這次戰斗中，紅3軍團在彭德懷軍團長、楊尚昆政委的指揮下，斬關奪隘，擔任主攻，紅3軍團參謀長鄧萍、我們10團參謀長鐘緯劍不幸犧牲。得知他們犧牲的消息，我心里十分難受。

　　在擔架上，我由茅臺三渡赤水河。紅軍跋山涉水，連續行軍，保護腳比什么都重要。搞到一點茅臺酒，大家都舍不得喝，而是用它來搓腳，以減輕連日行軍的疲勞。后來，我們又從太平渡四渡赤水，南下貴陽，直逼昆明，終于擺脫了敵軍在貴州地區的圍追堵截。毛主席在此寫下了他軍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筆”。

　　4月上旬，我總算能站起來了，可以拄著拐棍慢慢行走。中旬抵達北盤江時，我終于扔掉了它，高興的心情真難以形容。經上級批準，我又回到10團團部，見到了黃珍團長、楊勇政委和邱阜成參謀長。不久，他們決定由我擔任通信主任。此時，團部已有電臺，工作方便多了。

　　4月下旬，我團進入了云南境內，26日攻占沾益，繳獲了大批宣威火腿。這對缺糧的紅軍來說，是一大收獲，全團每人背一只火腿，也未能背完。5月初，部隊到達皎西地區。這時，兄弟部隊占領了皎平渡渡口，我們便改由此處渡過了金沙江，向會理前進。至此，中央紅軍終于擺脫了敵人重兵的圍追堵截。

　　5月8日，紅3軍團和干部團奉命圍攻會理城。開始，我團在城外負責打援。其他3個團同干部團一起攻城，激戰整夜，未能攻克。最后，我團也奉命參加總攻，在城東北角進行爆破，炸開了一個不大的缺口。我隨邱阜成參謀長帶領第二梯隊前往增援，在突破口附近的激戰中，邱參謀長不幸中彈犧牲，使我又失去了一位好領導！鑒于會理城久攻不克，敵援軍又正向我軍兩翼迂回，中革軍委遂命令攻城部隊撤出戰斗。

　　撤離會理后，紅3軍團繼續北上，通過彝族區，以日行軍120里的速度，向大渡河急進。5月29日，紅1軍團左縱隊先遣團的勇士們，冒著敵人的炮火，不畏艱險，奪取了天險瀘定橋。我們團沿著大渡河右岸向瀘定橋急進，180里沿河山路要在半天一夜趕到。這時，敵軍的一個旅也沿左岸去瀘定橋增援，雙方隔河并行，因天黑下雨，都打著火把，敵軍吹號同我們聯系，我們馬上按俘虜號兵交出的號譜回復，他們以為我們是自己人，便相安無事。雨越下越大，敵軍宿營了。我們則加速前進，到達瀘定橋時，橋上還在冒煙，余火尚未熄滅。我們跑步過橋奔向瀘定城，迅速北上。不久，先頭部隊又奪取了天全、蘆山等戰略要地，艱難地向前進。紅軍通過大渡河天險的實踐又一次表明，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領導的這支為中華民族獨立和解放事業勇往直前的人民軍隊，是任何敵人與艱險都不可阻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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