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從8月28日到9月3日，臺灣富士康集團訴《第一財經日報》的“名譽侵權案”，經歷了從索賠3000萬元到1元，到雙方握手言和、富士康撤訴的令人瞠目的戲劇性過程。

　　事件雖已偃旗息鼓，但它卻暗示了全球正在發生的一種重要的社會結構性變革：即國家和市場以外大范圍的社會機構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這些機構包括政黨、媒體、社會運動、利益集團、監督群體等等，這些非營利部門構成了公民社會。

　　但從富士康事件的發展來看，作為公民社會組成部分的特殊利益保護組織的缺失或不作為，說明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任重道遠

　　2006年9月3日18點10分，《第一財經日報社與富士康科技集團(鴻富錦精密工業(深圳)有限公司)聯合聲明》出現在《第一財經日報》(以下簡稱“一財”)網站上。

　　雙方在相互致歉、相互致敬之后，富士康撤銷了對“一財”的訴訟。在“一財”與富士康沸沸揚揚地對抗了110小時后，這場官司就這樣，戲劇性地握手言和。

　　3000萬元索賠：惹怒全國媒體

　　2006年8月28日晨，上海。一篇題為《報道“超時加班”——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遭索賠3000萬元》的報道出現在當日《第一財經日報》頭版。報道中稱，“臺灣首富郭臺銘所控制的臺灣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鴻海”)旗下公司——鴻富錦精密工業(深圳)有限公司(下稱“鴻富錦”)，以名譽侵權糾紛為由，向《第一財經日報》的兩名記者翁寶、王佑提出總額人民幣3000萬元索賠，并已要求相關法院查封、凍結了兩名記者的個人財產。”

　　《第一財經日報》在當天的報道中附有一篇聲明，表示“本報將堅決支持王佑、翁寶二人，全力應對與鴻富錦公司的訴訟”，對鴻富錦公司采取訴訟保全措施查封記者個人財產“表示強烈譴責”，最后，指出“鴻富錦公司這種以公司組織行為針對記者個人的做法，勢必引發新聞界的公憤。”

　　果然，一場新聞界的“公憤”就此爆發。

　　8月29日，輿論批評高潮迅猛而來。

　　《中國青年報》刊文《起訴記者是一個危險的信號》，指出“這起訴訟的目的不在于維護自身的名譽權，而是要通過訴訟來打壓記者”。《南方都市報》引用北大法學教授賀衛方的言論，指責富士康起訴記者的做法“是一種震懾、淫威”。

　　緊接著，《南方都市報》刊文《資本有恃無恐，媒體有心無力》，《上海證券報》發表《查封記者個人財產，輿論監督遭遇挑戰》，《河北青年報》問《富士康告記者的牛氣從哪里來》，《廣州日報》則請了專家分析“富士康天價賠償案如何了結”。

　　與此同時，多家媒體老總也紛紛“披掛上陣”。《財經時報》總編鈕文新質問，“企業黑箱操作誰管？”《環球企業家》執行總編楊福呼吁，“企業應重視社會責任”。《21世紀經濟報道》主編劉洲偉憤慨，“富士康在挑戰公眾知情權”。《IT經理世界》副總編張鵬更是疾呼，“反對霸權主義！”

　　同時，聲援“一財”的各種行動也相繼展開。國內部分財經傳媒人自發成立“中國財經傳媒人聯盟”，發表五點聲明，公開表示對被告記者方的“全力支持”。網上調查顯示，九成網友支持“一財”。有市民向王佑捐款，表達對其的關心與支持。甚至國際記者組織也“請求蘋果施壓富士康撤回對記者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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