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貪黔驢技窮交代撈錢花樣

　　功夫不負有心人！通過干警們辛勤奔波、外調內查、艱難取證，文成弟所包工程的真相一個個揭開了，不是水分太多，就是漏洞百出。

　　在確鑿的事實面前，文成弟依然頑抗，但是為了自圓其說，他又不得不提供他帶徒弟包工程掙錢的新事例。

　　文成弟稱，他早年還在當泥瓦匠的時候就收了一個徒弟李某，師徒感情很好。李某后來承包了市江北建筑安裝工程公司第三處(以下簡稱三處)，從自己手里包了大量工程，掙了不少錢。自己買股份和鋪面的錢，就是這個徒弟給的。

　　“你的徒弟憑什么要給你如此之巨的資金？”面對徐海的這一問，文成弟陷入了兩難境地：如果說這筆錢是徒弟送的，那自己就犯了為徒弟謀利收受巨額賄賂的重罪。如果說錢是向徒弟借的，可是事先又沒有準備借據，也沒有和徒弟串供。再說這些檢察官精得很，徒弟在他們的追問之下肯定難以自圓其說。兩害相權取其輕，文成弟在無奈之下只得供認：徒弟承包的“三處”真正的老板就是自己，徒弟只是掛了一個經理的名替自己打工，按自己的意圖辦事，所以“三處”掙的錢就是自己的錢，來路是正的。

　　專案組立即將李某傳喚到檢察院詢問。李某如實供認自己只是按師傅的旨意辦事，具體負責現場施工、工人管理及其處理日常事務，“三處”所獲利潤也全歸師傅所有，自己只是領取相應的報酬和獎勵。

　　李某的供述完全印證了文成弟的交代。徐海和劉勇兩位副局長乘勝追擊，加大審訊力度，文成弟無奈之下又交代出市江陽房屋建筑安裝公司第七處(以下簡稱七處)也是自己承包的，只不過是以自己當時還在讀書的兒子的名義承包的。他把市政工程主要發包給“三處”承建，把土地主要轉讓給“七處”開發，其實都是由自己來一手操控經營，他居然認為“這只是一種商業經營的巧妙運作”。

　　大海撈針拉網查賬鐵證浮出

　　“三處”和“七處”成為偵破此案的突破口。

　　由于“三處”和“七處”根本就沒有建立賬務，給查賬工作帶來了相當大的困難。趙紅處長帶領查賬組的干警，從兩個處一團亂麻似的業務往來和資金往來中，捋頭緒、覓問題，他們對全市金融機構所屬的近五十個支行、營業所、分理處進行了拉網式的調查，好似大海撈針一般。

　　他們還真從“大海”中把“針”給撈上來了。一筆奇怪的資金流向引起了查賬組的注意：市國土局建房，卻向“三處”去購回土地使用權，于2000年8月向“三處”支付了370萬元土地轉讓金。辦案干警疑惑，飛躍三隊由開發公司統征開發，國土局的錢應該付給開發公司才對，為什么付給了“三處”呢？

　　從國土局了解到的情況是，當年國土局欲收回和本局相連的“看守所側”這塊地建房，遂派人與開發公司聯系。開發公司經理文成弟稱，由于開發公司欠“三處”的承建工程款，就用土地抵付，國土局想要的那塊地早已抵付給了“三處”，所以國土局就只能從“三處”購回該地使用權。

　　開發公司用土地抵付了“三處”承建工程款，那么開發公司當年的賬上應該反映出來。可是查賬組的干警卻沒有在開發公司當年的賬上查到國土局支付的這筆土地轉讓金。再查開發公司工程科繪制的“飛躍三隊土地出讓圖”，圖上也沒有“看守所側”這塊地。詢問負責制圖的工程科熊科長，他說：“當時文經理告訴我說，這塊地與飛躍三隊存在爭議，是飛躍三隊的，叫我不要畫上去。”外查組走訪飛躍三隊當年干部，他們說根本就沒有這回事。

　　國土局支付的土地轉讓金又到哪里去了呢？再找到“三處”的傀儡經理李某詢問得知，李某按照文成弟的囑咐到國土局收了370萬元土地轉讓金后，立即將其中的350萬元轉到了以文成弟兒子名義登記的志祥公司賬上，文成弟還叮囑李某“這事不要拿出去說”。

　　李某的供述和檢察干警查獲的證據，形成了嚴密的證據鎖鏈，完全印證了文成弟采用調包計把國土局支付的收回“看守所側”這塊地的370萬元土地轉讓金全部貪污的事實。

　　經專門負責文成弟財產清理的徐顯忠檢察官查證核實，文成弟采用各種手段非法斂財共計九千多萬元，其中鋪面就有一百四十多套，分布在4條街上。然而讓文成弟被判處無期徒刑并沒收全部財產的犯罪金額，卻只是他采用調包計貪污的國土局支付的370萬元土地轉讓金。

　　案意：滅新型腐敗須應變求變

　　文成弟利用手中的權力，充分施展他自鳴得意的“空手套白狼”的本事，掙了大錢卻落入了監牢。

　　貪污受賄是重罪，處罰極嚴，風險又大，所以這種傳統的撈錢方式，聰明過人的文成弟不屑為之，他以碩大的胃口創新了一種更貪婪而風險卻小得多的撈錢方式。

　　據了解，現行刑法對這種方式的撈錢行為卻沒有相應的處罰條款。對于這種方式的撈錢行為能否處罰，司法界存在不同的看法。

　　有人認為，這種方式的撈錢行為，其中一部分已構成現行刑法規定的“為親友非法牟利罪”或者“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可以按照這兩個罪來處罰；有人認為，依據罪刑法定原則，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而且不得類推，所以文成弟雖然違反了公司法、合同法、黨紀政紀，違法所得可能被追繳，但是卻缺乏追究刑事責任的相應依據，不會被判刑。即便能夠以“為親友非法牟利罪”或者“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來定罪處罰，可是這兩個罪都規定：數額巨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據了解，在檢察機關的起訴書中、兩級法院一審和二審的判決書中，都沒有提及文成弟創新的這種自己給自己發包工程承建、轉讓土地開發的非法撈錢行為，所考慮的或許就是法律規定不明確，可能使庭審橫生枝節。

　　可以想象，如果文成弟不去貪污那370萬元公款，只以自己給自己發包工程承建、轉讓土地開發的方式撈錢，盡管他非法斂財近億元，卻最多只能領罪7年有期徒刑甚至根本就判不了刑。這樣的追究結果，對于這類新型犯罪是缺乏威懾力的。

　　落一葉而知秋。對于這類剛暴露出來的新型腐敗行為，相關職能部門要引起高度重視，認真研究，加強預防和懲治。既要盡快地從刑事立法上規范這類行為的刑事責任，也要從創新管理機制上來堵塞這種行為得以產生和得逞的漏洞，從源頭上解決問題。

　　隨著我國懲治腐敗的力度不斷加大，貪污腐敗分子也在鉆法律的空子，“改革創新”撈錢的方式方法，以逃避打擊。因此懲腐肅貪和預防職務犯罪必須應變求變，與時俱進。

　　【來源：法制日報；作者：李平、王洪、朱亞梅、張曉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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