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執筆/黃崢

　　“看來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

　　王光美：1965年11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河北保定地區參加“四清”運動，突然接到少奇同志的衛士長李太和同志電話，說：“少奇同志發高燒，周總理叫我們通知你，請你回來一下。”

　　我一聽，腦袋頓時“嗡”了一下。我在鄉下，最擔心、最牽掛的就是少奇的身體。他已是近70的高齡老人，體質不好，工作緊張，又不知道自己照顧自己，我總感到可能要出事，現在連總理都驚動了，可見不是小毛病。接到這個電話，我真是歸心似箭。

　　我回來的第二天，總理親自打來電話，問了情況，最后交待我說：“少奇同志不恢復健康，你不能離開。”

　　為使少奇靜心養病，盡快恢復，我們安排他轉到玉泉山休息。

　　在玉泉山休息沒幾天，毛主席通知少奇同志到上海開會　。外出一勞累，就又犯了。上海會議散會后，我們回到北京，就又去了玉泉山。

　　在玉泉山休息了幾天，少奇同志的身體開始恢復。1966年元旦后的一天，天上下著雪，少奇要我把孩子們和身邊工作人員召集來，他要同大家聊一聊。這天，少奇同志顯得很感慨，好像是在和大家談心。他說：“看來，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必須更抓緊時間多干些事。只要馬克思再給我10年時間，我們是能夠把中國建設得真正富強起來的。”他有點動情地講了他關心、思考的一些想法。最后說：“到了那時候，我們就為中國的現代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我也完成了黨和人民交給我的任務，可以瞑目了。”

　　劉源：記得那天父親還說：如果我身體、精力不行了，我會馬上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好多美國總統卸任后去當教授、學者，我們應該向人家學習。我退下來以后，可以去大學教書，把我的經驗傳給青年學生，我可以教林業、教歷史。父親說的這些話給我留下很深印象。他沒有說將來去大學教政治或哲學，而是說教林業、歷史。這有點出乎我意料。“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大約1966年6月底，有一天我大哥允斌、大姐愛琴從外地回家，父親又把我們幾個孩子叫來談了一次話。父親先談了反修防修、半工半讀、干部參加勞動、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方面的內容。最后他說：今天我要對你們幾個大孩子說一說，我老了，干不了多少年了。我死后，黨和政府會給一些撫恤，但你們不能靠黨和政府的照顧，要靠自己。你們的媽媽級別、工資不高，你們幾個大一點的孩子有責任幫助媽媽，把弟弟妹妹帶大帶好。特別是允斌，你是老大，要承擔起照顧弟弟妹妹的責任。我們第一次聽父親說這樣的話。當時我很吃驚，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這樣的問題。

　　“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

　　王光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當晚向全國廣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6月2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聶元梓等的大字報，并且用了“北京大學七同志一張大字報揭穿了一個大陰謀——‘三家村’黑幫分子宋碩、陸平、彭珮云負隅頑抗妄想堅守反動堡壘”這樣一個聳人聽聞的通欄大標題，還配發了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突然發表這些東西，事先和事后都沒有告訴當時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少奇、恩來、小平同志等都不知道。

　　這幾篇東西在報紙上一登，中央正常領導工作被打亂，各級黨委開始受到沖擊。

　　少奇同志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對此沒有思想準備。6月3日，少奇同志緊急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聽取北京市和有關方面的匯報，研究運動中出現的問題。從6月3日起，中央常委匯報會幾乎天天召開，由少奇同志主持。

　　這時向北京大學和人民日報社派出的工作組已經進駐，是報毛主席批準的。確定由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也是報毛主席同意的。在這之后，各單位的黨委控制不了局面，要求中央下去了解情況。少奇同志對派工作組一事非常慎重。經過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認真討論，最后決定同意北京市委的意見，陸續向北京的大學、中學派出工作組。

　　少奇同志幾次向毛主席匯報運動發展情況，并請主席回北京領導運動，均無回音。幾天后運動發展更加熾烈，有的學校發生打死人的事。少奇、恩來、小平同志經過商量，決定飛到杭州，向毛主席匯報，當面懇請主席回京。毛主席仍委托少奇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和領導運動。

　　6月18日，北京大學發生亂打亂斗的事件。6月19日，清華大學出現公開鼓動趕走工作組的情況。

　　在這種情況下，少奇同志要我去清華大學，看大字報和了解運動情況。6月19日晚我去了清華大學。工作組組長葉林同志當時就說讓我當清華工作組的顧問。

　　6月21日，我正式作為清華大學工作組的顧問，去學校了解運動情況。

　　此后，根據中央精神，各學校的工作組加強了對運動的領導。社會秩序和學校教學秩序開始好轉。

　　7月18日晚，毛主席結束南方巡視，從武漢回到北京。少奇同志知道后立即趕到豐澤園，想向主席匯報，門口不讓進，說主席需要休息。可是豐澤園門口停著好幾輛汽車，估計是陳伯達等人在里面。

　　第二天，少奇同志在懷仁堂主持中央常委例行匯報會。會上，陳伯達提出撤銷工作組，遭到鄧小平等多數同志的反對。少奇同志同意多數同志的意見，并向到會同志宣布，主席已回到北京，這里的匯報會停止，今后直接到主席那里匯報。當晚，毛主席在懷仁堂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聽取匯報。主席這時沒有提出撤銷工作組的問題。

　　大約在7月24日，毛主席召開了一個會，批評少奇、小平同志怕字當頭，壓制群眾。主席還說，清華大學工作組把一個喊出“擁護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學生當成反革命，是錯誤的。第二天，主席在一個小會上明確表示，工作組干了壞事，要全部撤出來。

　　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全會期間的8月4日，毛主席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開了個小會，發了脾氣，嚴厲批評少奇、小平同志。主席說：“說得輕一些，是方向性的問題，實際上是方向問題，是路線問題，是路線錯誤，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還說：“新市委鎮壓學生群眾，為什么不能反對！”當主席責問為什么怕群眾時，少奇插話說：“革命幾十年，死都不怕，還怕群眾？”主席還批評少奇在北京專政，少奇說：“怎么能叫專政呢？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的。”少奇還說：“無非是下臺，不怕下臺，有五條不怕。”

　　8月12日，八屆十一中全會根據毛主席意見，重新選舉中央政治局常委。少奇同志雖然還在常委名單中，但由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林彪名列第二，明顯作為毛主席的接班人。

　　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召開百萬人大會，毛主席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在當天的新聞報道中，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單。當時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規定這次選舉結果不傳達、不公開。8月18日的公開，沒有經過中央政治局或常委討論。

　　八屆十一中全會沒有重新選舉黨中央副主席，但從此少奇、恩來、朱德、陳云四位同志的副主席職務不再提起，只說林彪一人是副主席。沒有任何程序、手續，黨的八大選舉產生的少奇等四位同志的副主席職務，就被莫名其妙地抹掉了。

　　8月18日大會后，紅衛兵運動迅速掀起。我們家的幾個孩子也參加了學校的紅衛兵組織。有幾次紅衛兵組織抄家，有的孩子也跟去了，完了回家還興致勃勃地講，以為是參加了“革命行動”。有一天吃完飯，少奇把孩子們叫過來，拿出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說：“你們破‘四舊’，我不反對，但不能去抄家、打人。我是國家主席，必須對憲法負責。許多民主人士，跟我們黨合作了幾十年，是我們多年統戰工作的重要成果，來之不易，不能讓它毀于一旦。”他還說：“《憲法》是我主持通過的，我要對你們講清楚，要對你們負責。”

　　不堪回首的歲月

　　王光美：1966年10月，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在會上，少奇、小平同志做了檢討。毛主席在少奇同志的書面檢討上批示：“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后半段更好。”但中央文革在下發少奇同志檢討的時候，有意去掉了主席的批示，并發動群眾批判。

　　我記得在10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少奇同志在會下找了毛主席，向主席提出希望好好談一談。當少奇同志從主席房間里出來時，發現江青、陳伯達在偷聽。

　　這期間毛主席曾對少奇同志說過這樣意思的話：我黨歷史上犯路線錯誤的人不少，改起來很難，希望少奇同志做一個犯了路線錯誤又能夠改正過來的榜樣。

　　少奇同志一開始是誠心誠意按主席的這個指示去做的。

　　我曾問過少奇同志：你是怎樣提出反動路線的？少奇回答說：“我也不知道。我工作中有違反毛澤東思想的事，但我不反對毛澤東思想。”

　　有一次我對少奇說：“你辭掉國家主席等職務，我和孩子們勞動養活你。”少奇說：“已經向中央提過，總理說有個人民代表大會問題；不能再說了，不要讓組織為難。”

　　1966年11月3日，天安門廣場舉行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大會。在天安門城樓上，毛主席主動找少奇同志談話。我們在電視上可以看到，主席很長時間側著臉同一個人談話，那就是少奇。主席向少奇問候了我和孩子們的情況。少奇作了回答，并向主席表示：“現在文化大革命起來了，我也要到群眾中去鍛煉鍛煉。”主席說：“你年紀大了，就不要下去了。”

　　這次在天安門城樓上，少奇見到了小平同志。他問候說：“小平同志，怎么樣？”小平同志說：“橫直沒事。”少奇說：“沒事，學習。”這兩個共產黨員當時同處在委曲求全、勇擔責任的處境中，他們的心境是多么坦蕩！沒想到這寥寥數語，竟是他們的最后一次對話。

　　面對形形色色毫無根據的批判，有一天少奇動情地對我和孩子們說：“我過去常對你們講，對一個人來說，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還得加一句話，就是對一個人來說，人民誤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

　　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派秘書徐業夫同志來我們家，接少奇同志去人民大會堂談話。一見面，主席客客氣氣，問候了我和孩子們的近況。少奇當面向主席提出兩點要求：一，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擔，把廣大干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二，我辭去一切職務，和妻子兒女回延安或老家種地，盡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主席建議少奇同志讀幾本書。對少奇同志提的要求，主席沒有正面回答。談話結束后，主席把少奇同志送到門口，叮囑少奇“保重身體，好好學習”。

　　這期間，少奇同志對我說：“主席對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眾發動起來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他還說：“主席的偉大，不僅是在關鍵時刻，他比我們站得高，看得遠；更重要的是有些設想暫時辦不到時，不堅持己見。”少奇對毛主席的熱愛是真誠的，盡管形勢這么險惡，他仍相信自己同主席的友誼。我更是盼望著主席早點為我們說句話。

　　有一次，我看到中南海里的大字報上，污蔑朱老總和陳云、小平等同志，語言不堪入目。回家后我講給少奇同志聽，并說：“我實在看不下去了。”說著拿起安眠藥瓶向少奇示意。他搖了搖頭說：“不能自己作結論。主席說過，羅長子要不是自殺，問題還不至于那么嚴重。”直到這時，少奇仍是相信主席的。

　　4月8日，中央通知我，常委同意我去清華大學做檢查。少奇和我預感到這是一個嚴重信號。4月9日中午吃飯的時候，平平、源源、亭亭三個孩子回來說，外面空氣緊張，到處傳言清華大學組織了30萬人大會，明天批斗王光美。少奇聽了十分氣憤，大聲說：“錯誤我自己擔，為什么不讓我去檢討？工作組是中央派的，光美沒有責任，為什么讓她代我受過？”

　　我忙說：“清華大學的運動是我直接參加了的，應該我去向群眾做檢查。”少奇說：“你是執行者，決策的不是你嘛！”“要我承擔責任，可以，但錯誤要自己改。”“有人在逼我當反革命。我過去不是反革命，現在不當反革命，永遠不當反革命。”“去年8月，我就不再過問中央工作，從那以后，錯誤仍在繼續。將來，群眾斗群眾的情況還會更厲害，不改，后果更嚴重。責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

　　少奇預感到情況嚴重，作好了最壞的打算，鄭重地對我和三個孩子做了遺囑。他說：“將來，我死了以后，你們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樣。大海連著五大洋，我要看著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你們要記住，這就是我給你們的遺囑。”

　　少奇平靜親切地望著孩子們，肯定地說：“你們放心，我不會自殺的，除非把我槍斃或斗死。你們，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眾中活下去，要在各種鍛煉中成長。你們要記住：爸爸是個無產者，你們也一定要做個無產者。爸爸是人民的兒子，你們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兒女，永遠跟著黨，永遠為人民。”

　　少奇從來沒有對孩子們說過這樣嚴肅沉重的話，因為孩子們還小啊！

　　4月10日清晨，清華大學的造反派扣了我們的三個孩子做人質，到中南海揪我。周恩來為保護我的安全，派了一位秘書與我同去，晚7時陪我一起回中南海。

　　回家后，我對少奇同志講了批斗會的情況。當少奇同志聽說那么多老同志同時陪斗，憂心忡忡，心里很不好受，晚飯一點也沒吃。

　　7月18日一早，孩子們急急慌慌跑來告訴我們，聽說今天晚上要在中南海里開批斗少奇和我的大會。我預感到這次批斗非同一般，有可能是生離死別。

　　離批斗會的時刻愈來愈近了。我們默默地做準備。少奇為我取出衣服用品，幫助我整理。自從我和少奇結婚以來，他整天忙于工作，生活上歷來都是我照顧他。這一次是他惟一一次為我收拾東西，幫我做生活上的事。預定的時間就要到了，我們靜靜地坐著，等待來人帶我們走。少奇平時不愛說笑，這回他說了一句：“倒像是等著上花轎的樣子。”在這樣嚴峻的關頭，他仍是坦然和樂觀的。他的神情感染了我，我也不由得笑了。

　　不一會兒，造反派進來了，大聲命令我先跟他們走。我連忙站起來，少奇同志也站起身，上來和我緊緊握手。我們四目相對，充滿關切。這時少奇輕輕對我說：“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我走后不一會兒，少奇也被拉走了。后來知道，這次批斗是江青、陳伯達、康生乘毛主席、周總理不在北京之機，直接策劃的。具體組織實施的人是戚本禹。

　　在批斗的同時，專案組抄了我們家。批斗會結束后，我被帶到后院，少奇被帶到前院。從此，我和少奇完全失去自由，近在咫尺卻見不到面。當天分別時少奇說的“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就成了他對我說的最后一句話。

　　(摘自《王光美訪談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