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忠德：雖然鄧麗君的歌曲也有不健康的，但總的來說是好的，不能一棍子打死，而且她的很多歌有思想、有情懷，像《小城故事》我就很喜歡。

　　1992年，劉忠德剛上任文化部長，他就想作出努力：讓鄧麗君來大陸開演唱會。

　　記者：為什么沒有來？

　　劉忠德：鄧麗君一直想到大陸開演唱會，我們也準備讓她來。可剛決定沒幾天，報紙上登了則消息，說她參加了國民黨特務組織。這下就得等調查完了才行。調查清楚了，而鄧卻在1995年5月8日猝死于泰國。

　　記者：你不覺得遺憾嗎？

　　劉忠德：這是我當文化部長時的遺憾之一，沒有來大陸，相信這也是鄧麗君的遺憾。

　　記者：如果她沒去世，她就會到大陸來吧？您是不是要見她？您要是見她，會對她說什么？

　　劉忠德：現在想想，如果我當時讓她來大陸開演唱會的話，我自己也會招來很多非議，但是如果我不“拍板”，一級級向上請示，估計沒有誰敢做決定。我這個人就是這樣，認定了就不怕別人怎么說。

　　劉認為，自己是一個“敢擔當”的人，提起“擔當”，劉忠德又提起了1998年9月，歌劇《圖蘭朵》在太廟的上演。

　　記者：在太廟這樣的地方上演，應該要擔一些風險的。

　　劉忠德：那當然。《圖蘭朵》在太廟上演，如果一個煙頭把太廟燒了，誰負責？《圖蘭朵》的指揮是印度人梅塔，是世界三大指揮家之一。為了能在太廟演《圖蘭朵》，梅塔找了我三次，前兩次，我都沒答應。第三次他說，他非常愛中國，當年周恩來總理到印度訪問，他在街頭舉著中國國旗歡迎周總理，他最大的愿望是能讓中國故事《圖蘭朵》在中國的太廟上演。他把我說動了。我說：行，如果發生什么事由我負責。

　　劉忠德是這么評價文化部部長的：作為一國文化部的領導，必須時刻保持頭腦清醒，該提倡什么反對什么，什么該管什么不該管，立場要鮮明。

　　“第五代第六代導演有許多優點”

　　在劉忠德的文化價值判斷里，愛國愛黨是極其重要的元素。依此標準，作為一名觀眾，劉忠德認為電影《紅高粱》里釀酒時撒尿的情節就是不可取的。

　　電影《紅高粱》的導演是張藝謀，《紅高粱》是張藝謀早期的作品，而張的很多早期作品曾被一些人指責為對“落后中國”的渲染。

　　記者：為什么不可取？

　　劉忠德：中國沒這么落后，《紅高粱》的一些情節客觀上滿足了某些人對中國的想象。但這部電影的攝影藝術在我看來是第一流的。

　　而陳凱歌作品《霸王別姬》中的部分內容也有類似“缺陷”。《霸王別姬》中對京劇表演者悲慘命運和對同性戀的描述，劉忠德認為“不可取”。

　　劉忠德：《霸王別姬》在國外得了獎，和《紅高粱》類似，這個片子在客觀上，也迎合了一些人對“落后中國”的想象，片子給人的感覺好像是，日本侵略者比共產黨還愛京劇，另外，片中還有大段大段的同性戀內容。但他得獎了，如果國內不能播映，就成大新聞了。要播就得改，我看了五遍才想到怎么改，其中演員自殺的情節對社會將產生很不好的影響，我把它改成劇中人自殺，兩秒鐘就解決了，這是動腦筋的事情。改了之后完全是兩種影響。

　　劉忠德還提起了上世紀90年代一部叫《年輪》的電視劇。該劇描寫了東北某地幾個知青的聚散離合，在知青群體中引起強烈反響，不少知青前往原先下放的農村追尋那段歲月。

　　劉忠德：我認為主流是好的，但也指出他們的不足，但是，也有不同意見，評“五個一”工程那年，文藝局很為難，因為有的同志說《年輪》是傷痕文學，不好。后來就沒有參評，飛天獎也沒上，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記者：春節晚會上，經常能看到你的影子，春晚的節目你審得嚴嗎？

　　劉忠德：趙本山曾演過一個小品，就是一串王八蛋的那個，開始是諷刺鄉長大吃大喝。我看了三四遍，覺得這個節目需要改，鄉長是我們政權最基層的干部，非常辛苦，不能這樣諷刺。我就找趙本山，他很緊張，他說要是給斃了，以后還怎么吃這碗飯？我就幫他改，改了三四遍才改好。

　　記者：剛才說起電影，你怎么評價現在的導演？

　　劉忠德：第五代第六代導演雖然社會上說法不一，但我認為他們還是有許多優點的。老導演有老導演的優勢，但是第五代第六代也有他們的優勢，他們思想敏捷，有新意。有一年我們搞歌劇《圖蘭朵》，請張藝謀做導演，他弄了兩個活動的亭子，把死的場景搞活了，很有新意。

　　記者：《無極》呢？

　　劉忠德：聽說電影《無極》投資很大，出來的效果和這個耗費不相稱。我認為，這些電影有缺點我們指出來就是了，沒必要一棍子打死，這是最起碼的修養。

　　在任期間，劉忠德參與審查過每部在中國市場上放映的外國電影。

　　劉忠德：當時審《這里的黎明靜悄悄》，我就說了兩句話。第一，男人看戰爭中的女人，女人更偉大；第二，女人看戰爭，更殘酷。

　　而這部電影一開頭有個場景，女戰士們在河邊洗澡。

　　劉忠德：后來都被剪掉了，我當時就說，要是作者知道會不同意的，那是作者認為戰爭毀掉了最美好的東西，卻被當淫穢鏡頭剪掉了。

　　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電影《阿甘正傳》在中國大陸上映，審片時，劉忠德說的三句話讓在場的工作人員愣住了。

　　劉忠德：第一句，人生是不可捉摸的，就像那個羽毛和風一樣，不知道飄到哪兒吹到哪兒；第二句，人生是命里注定，好像一切都是命運的安排。說完這句，所有的人都用奇異的目光看著我。第三句出來，他們都明白了。人生不是要堅強，而是必須堅強，不堅強就活不成。

　　“人生必須堅強”

　　“人生不是要堅強，而是必須堅強”，說這話，劉忠德有感而發。在他所堅持的文化導向中，有兩個關鍵詞：愛國主義、革命英雄主義。

　　劉忠德幾次提到自己在解放前的經歷。很動情。

　　《悲愴的黎明》是劉忠德的作品，講述了一群東北解放區的青年學生奔赴戰場，最終只有一人幸存。故事中惟一幸存者林梅的原型就是劉忠德。

　　劉忠德：我們都是從革命年代過來的，都是革命后代，我出生在東北，父輩1945年參加革命。我受父輩的影響很大，1948年參軍，當時，我們幾個小伙子穿上軍裝奔赴戰場，可最后就剩我一人回來了，你想想，當時有多痛苦！

　　劉忠德經常說，自己這代人對黨、對國家的感情極為深厚。

　　記者：你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者嗎？

　　劉忠德：我就是因為信仰馬克思主義才入的黨，共產黨是必須信仰馬克思主義，但要讀懂馬克思主義，并不容易，有的人連馬克思主義的ABC都沒有讀懂，還大談馬克思主義，是很可笑的。馬克思主義偉大到什么地方？資本論，剩余價值那是科學。不久前，英國有個媒體搞了個民意測驗，世界第一偉人是誰，很多人投票贊成馬克思。他是第一偉人。他揭示了資本主義的本質，他說的共產主義是真正的共產主義。

　　記者：你如何讓孩子們也信仰共產主義？

　　劉忠德：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惟一的領導力量，只有她才能擔負起民族復興的大任，要讓廣大青少年認識到這一點。現在我們打算對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革命英雄主義教育。其中，要讓年輕人清楚，黨是什么樣的組織，還要讓他們了解國旗、國徽、國歌的誕生等等。我們現在做了幾件事，我們向北京市幼兒園捐贈《黨的知識(幼兒版)》，這個書挺有意思，目的是讓孩子們從小就知道黨是怎么回事，黨旗象征什么，黨是哪年誕生的等等。

　　“最討厭附庸風雅、不懂裝懂”

　　在任內，劉忠德是個強硬派，港臺歌星占領熒屏的趨勢被止住了，他手握行政令箭，開始文化體制改革。

　　劉忠德：1992年上任時，國內歌劇演藝市場處于難以想象的低潮。有一次我去某個城市考察工作，得知“一場歌劇，臺上一百多人，臺下只有七個人”。

　　使他下決心“抓”歌劇的是另外一件事。國內一位著名演員哭著說：“劉部長，我已經有八年沒有演過歌劇了，您要抓一抓歌劇啊！”

　　劉忠德：我一聽，八年啊，八年可以造就一個很好的歌劇演員，也可以毀掉一個很好的歌劇演員。我就找本子，但看了20多個本子，沒有一個我喜歡的，于是我就自己寫，可寫歌劇是藝術，不是誰都能做的，但我的脾氣是話說了就要做，我就下決心去學習。為了寫我第一部歌劇《悲愴的黎明》，我把藝術學院的歌劇教材通讀一遍，學完了之后，又有生活體驗，這才寫出來。

　　在夫人的協助下，劉忠德用了四個月的時間收集資料，一個月寫就《悲愴的黎明》，之后，劇本被搬上舞臺，在北京和他曾經生活和工作過的地方上演了30多場，“場場爆滿”。

　　但是，讓這個老文化部長感到無奈的是，他自己很受感動并自認藝術價值很高的一些民族歌劇依然是舉步維艱，票都賣不出去。

　　劉忠德：我們國家的這些大劇院，很少演中國的節目，場租十幾萬，中國演員能進得去嗎？我最討厭附庸風雅，不懂裝懂，而很多人就這樣，只要一聽是外國演出，不好也好。比如“三大男高音”歌唱家，只有中國人這么稱呼，帕瓦羅蒂、多明戈、卡雷拉斯他們到北京前在首爾演，票價不到北京的1／10。現在外國人喜歡到中國發財，有錢的老板們不懂。有些人就搞些通俗歌曲，可看的人還以為是高雅藝術。

　　任期內，“歌劇等高雅藝術抓得不夠”也是他的遺憾。現在，劉忠德在創作和排演歌劇方面下了很大力氣。8月，他創作的中國劇《天鵝湖》就將在北京公演。

　　劉忠德：就當彌補任內的一個遺憾吧。

　　思想文化管理官員難當

　　中國的思想文化管理官員，總會陷入矛盾的社會評論，劉忠德也不例外。

　　記者：您如何評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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