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偉大的社會，不是世襲財富的社會，而是要大家在一個起點上競爭，讓最有能力的人獲勝，把財產傳給后代是不道德的。

　　當世界第二大富翁巴菲特宣布把自己大部分的財產(310億美元)捐贈給蓋茨基金會時，《經濟學人》雜志用戲劇性的語言評論道：“如果你是世界第二號富人，那么，在這個星球上，看護你辛辛苦苦掙來的310億美元財產的惟一理想的人選，莫過于那位事實證明比你還會掙錢的人�！�

　　這是世界第二大富翁向世界第一大富翁“進貢”的簡單的硬道理。但是，要了解這個簡單的硬道理，卻不容易。世界頭兩位富翁突然決定合資行善，是基于他們共同的財富理念，以及圍繞著這個理念而形成的長期友誼和合作關系。

　　先看看具體數據。巴菲特的捐贈使蓋茨基金會成為世界第一大基金會，總資產將達到600億美元。在沒有這筆捐贈前，蓋茨基金會是世界第二大的，共有資產將近300億美元。巴菲特的捐贈數量，超過了原來蓋茨基金會的資產總和，比美國第二大基金會福特基金會的資產也多出將近一倍。用這筆錢成立一個自己的基金會，巴菲特無疑就成了美國第一大慈善家。另外，巴菲特的三個孩子，各自經營著自己的基金會；他的亡妻名下也有基金會。但是，他給這幾個基金會的錢，加起來不過是給蓋茨基金會的零頭。

　　他為什么放棄了自己的基金會，甚至輕視自己家族的基金會，而把錢給了蓋茨？這首先在于他深信自己和他的子孫沒有權利享受自己合法掙來的錢，他必須把錢用來回饋社會。第二，回饋社會不是施舍，而是義務；一定要忠于職守，像掙錢那樣兢兢業業，負責地回饋。

　　巴菲特一生的錢，主要是通過股市掙來的。他的著名哲學是：發現那些有潛力但還未被承認的公司，發現那些最優異但還未被注意的經營者，然后買他們公司的股票，從他們的卓越表現中分得紅利。也就是說，他成功的奧秘，在于會把錢投在最有效率的公司和人的身上。掙錢是如此，花錢也一樣，必須把錢交給最能創造效益的人。

　　巴菲特非常清楚，美國的慈善事業資金雄厚，但浪費也很大。許多人搞慈善事業是圖個人名聲，而不是受益者利益。許多募捐活動本身就耗資甚巨，而捐贈款項的支出也缺乏有效監管。由前參議員Bill Bradley領導的一項研究表明，僅改善慈善事業的經營，在美國就可以節省幾百億美元。

　　巴菲特把錢交給蓋茨的最直接理由，就是“他比我花錢更有效率”。根據他的考察，若以每一美元的效益衡量，蓋茨基金會是最高的。捐贈和做股票買賣一樣，錢就應該交給最有效率的人來經營。

　　作為世界第一大富翁，蓋茨早已證明了自己創造世界最優效益的能力。他的基金會也同樣如此。蓋茨本身生活非常有節制。他的基金會花錢，也小心謹慎。他的錢，全花在扶助弱勢階層上。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的基金會，大部分是資助國內項目，蓋茨基金會則側重于資助第三世界。而這種針對第三世界的慈善事業，在美國還沒受到充分重視。所以蓋茨基金會正好合乎巴菲特選擇投資對象的原則：效率卓著，但還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

　　當然，把一生的巨額所得用于這樣長期的慈善投資，光看基金會過去的業績是不夠的，還必須對其未來的經營有十分的把握。這就要依靠巴菲特對蓋茨個人的了解和信任了。75歲的巴菲特和50歲的蓋茨，已經有了15年以上的忘年交，兩人常常一起度假，又是橋牌的對手，即使天各一方時也不忘網上打橋牌。巴菲特本人生活也很節制，他一直住在1959年以30多萬美元買的房子中。

　　當然，這樣的私交也不可避免地延伸到生意上。不過，這次慈善合資，絕不是生意合作，而是理念共識。蓋茨公開承認，在上世紀90年代初，巴菲特給他的一本世界銀行出版的世界貧困問題的報告，激發了他對慈善事業的興趣。巴菲特還給了他一本卡內基的《財富的原則》。要知道，卡內基生前把自己的財富如數捐出，一個子兒不留。巴菲特和蓋茨都接受了卡內基的社會理想：一個偉大的社會，不是世襲財富的社會，而是要大家在一個起點上競爭，讓最有能力的人獲勝，把財產傳給后代是不道德的。

　　我在新著《精英的階梯：美國教育觀察》中曾介紹，美國一位成功的CEO曾告誡說：在高層次的生意場，你最好把周圍的人都看作是抱有社會理想來打義工的人，而不是要賺錢的買賣人。這樣你才能夠找到和生意伙伴乃至同事的共同語言，才進得了圈子。巴菲特和蓋茨這次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慈善事業合資，恰恰說明了這一點。他們的伙伴關系，是建立在十幾年分享共同的社會理想的基礎上。

　　巴菲特的這次捐贈，體現了他對美國慈善事業的理性精神和道義原則的理解：富翁并不把在法律上的正當所得看作自己的財產。這一財產是屬于社會的。他們不過是這筆財產的信托人而已。所以，慈善捐贈是拿著屬于社會的錢，為社會的利益而投資。不為社會看管好這筆錢是瀆職，拿這筆錢來沽名釣譽是犯罪。

　　(來源：《新京報》2006年7月23日，作者：薛涌 薩�？舜髮W歷史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