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距離北京奧運會開幕僅有半個月之際，美國奧運游泳選手杰西卡·哈代(Jessica Hardy)的律師日前證實，這名選手的藥檢結果呈陽性。這件事情重新引發了人們對奧運比賽中違禁藥品問題的擔憂。

　　或許因此，在7月22日舉行的2008歐洲科學開放論壇上，來自各國的反興奮劑專家還沒開始演講就被記者問個不停。

　　在世界反興奮機構(WADA)醫藥總監阿蘭·卡尼爾(Alain Garnier)眼中，這不亞于一場戰爭。不僅如此，戰場已經從毒理學轉到了生物學，大有愈演愈烈之勢。

　　揮之不去的陰影

　　事實上，這場“貓捉老鼠”的游戲開始于上世紀60年代。雖然根據WADA提供的資料，早在古希臘奧林匹克運動會時，運動員們就通過飲食來提高成績，這其中的“興奮劑”大多是可可葉和草藥等。

　　1960年的羅馬奧運會，一名來自丹麥的自行車選手在比賽中突然死亡，尸檢報告證明他是服用興奮劑而衰竭致死。

　　這個丑聞一定程度上促進了1968年墨西哥奧運會藥物檢測措施的出臺。當時大約有20多種藥物被禁止服用，瑞典人漢斯·利延瓦爾(Hans-GunnarLiljenwall)成為奧運會歷史上第一位未通過藥物檢測的運動員。

　　接下來還有賽馬。

　　洛雷·卡里波(Royal Kaliber)是匹12歲的種馬，它與主人克里斯·卡普勒(Chris Kappler)在2004 年雅典奧運會上獲得了團體馬術比賽的第二名。與此同時，這對搭檔還奪得了個人馬術比賽的銅牌。由于在比賽中腿部嚴重受傷，卡里波以安樂死的方式離開了人世。

　　不過，這個故事還沒有結束。上述兩項比賽中勝出的馬匹被查出服用了違禁藥物。在比賽結束一年半之后，卡里波和主人共同收獲了遲到的金牌和銀牌。

　　這一次令人抱憾終生的是一種鎮定劑。由于早期運動員為提高成績而使用的藥物大多屬于有興奮作用的藥物，所以盡管后來具有抑制性的藥物也被列入禁用范疇，國際上對于禁用藥物仍習慣沿用“興奮劑”的稱謂。

　　根據國際奧委會醫學委員會的定義，“使用興奮劑”除了各種禁用物質，還包括禁用方法，關鍵在于“以人為的不正當手段提高競賽中的運動成績”。

　　在WADA2007年年底公布的禁藥名單上，共有興奮劑、麻醉劑和合成代謝劑等200多種禁止服用物質，以及提高人體載氧系統等3大類禁用方法。目前，全世界共有34個實驗室通過WADA的考核具有檢測資格，中國是最早通過的其中之一。

　　這其中，尿樣檢驗是主要的檢測手段。原國家體育總局運動醫學研究所所長張長久解釋，這是由于人體服用或注射藥物后，這些藥物及其代謝產物在一定的時間內或多或少會出現在尿液中。

　　目前，一名運動員的興奮劑檢查需要75ML尿液，平均費用為150美元。按照國際慣例，同一批尿樣分別裝在A和B兩個瓶子中密封。前者用于實驗室檢測，后者一般在前者顯示陽性后開封復查。

　　如此攻勢之下，自然有人落馬。其中包括家喻戶曉的體育明星，如加拿大短跑名將本·約翰遜等。在這次會議上，曾任英國體育機構反興奮劑和倫理部門主管的米歇爾·沃洛肯(Michelle V erroken)透露，自從1993年以來，全球反興奮劑實驗室查出的陽性比例一直在2%左右浮動。這也就是說，共有2%的運動員被發現使用了興奮劑。

　　不過，究竟有多少運動員使用了興奮劑，仍然是個謎。巴塞羅那反興奮劑實驗室主任喬迪·席古拉(Jordi Segura)堅信存在漏網之魚。他透露，數字有可能是5%，也有可能達到10%。

　　沒有硝煙的戰爭

　　在張長久的記憶中，自己20多年前接觸反興奮劑工作的時候，名單上的藥物只有70多種。而現在，促紅細胞生成素(EPO)、人類生長激素(HGH)、人類成長荷爾蒙等眼花繚亂的名詞不斷地出現在公眾面前。

　　可以想象這場反興奮劑戰爭的激烈程度。這其中既包括興奮劑的研發和檢測技術的明爭，也包括運動員和檢測人員的暗斗。

　　雙方的博弈過程有時好比一部偵探電影。據《科學》雜志報道，2003年6月,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奧運藥檢實驗室主任唐·凱特林(DonCatlin)收到一只有殘余物的注射器。提供者是一名田徑教練。對方告訴美國反興奮劑機構，注射器中的液體是一種專門設計出來的，現有手段無法檢測的興奮劑。

　　3周后，凱特林和同事確定出這種殘余物的身份：是一種對已知的兩種類固醇(治療子宮內膜異位的gestrinone和獸醫上用的trenbolone)進行改造后的新化學物質，即tetrahydrogestrinone(THG)。

　　隨后檢測THG的方法也被開發出來，并在英國選手錢伯斯涉嫌服用興奮劑一案中派上用場。據這位短跑名將表示，自己是在毫不知情之下誤服了一家營養中心提供的補充劑。但最終他仍然被判禁賽兩年。

　　但凱特林卻并沒有以功臣自居。如果沒有內部人士的告密，THG何時現身還是個未知數。凱特林還驚訝地發現：“確實有那么一些人在為運動員研制興奮劑。”

　　英國反興奮劑機構的科學顧問維維安·詹姆斯(Vivian James)也承認：“有經驗的化學家或許只要花上一兩周就可以對某種藥物的化學結構進行改造，從而使其難以被檢測出來。”

　　喬迪·席古拉則更擔憂基因興奮劑的發展。早在1996年，英國科學家就克隆出生長因子IGF-I的一種異構體MGF。這種生長因子可以增加肌肉的數量和增強肌肉的力量。例如，研究人員將MGF基因注入老鼠體內，數周后發現老鼠的肌肉數量增加了25%。

　　張長久表示，目前只是知道基因興奮劑的概念，但還沒有聽說投入使用。“改變了人的基因，這是種極不道德的行為。”他說。

　　但如果真的有人鋌而走險，現有技術也無能為力。以IGF-I一類的基因為例，它在血液和尿液中都檢測不出來的。曾經有人開玩笑說：“難道進行肌肉組織切片檢測？可是，興奮劑檢測者難道可以要求運動員在大賽之前貢獻出一點肌肉嗎？”

　　另一方面，運動員也絞盡腦汁在取樣上大做文章。諸如將干凈尿通過尿管注射到膀胱里，在取樣時可以輕松排出干凈的尿樣。還有一種是預先將干凈尿樣裝在封閉的軟質容器里，下面連接導管，檢查時故作排尿動作，從而達到偷梁換柱的目的。

　　“一旦被發現，他們的借口各種各樣。”米歇爾·沃洛肯諷刺道，“什么要和老婆做愛之類的理由都搬了出來。”她擁有20年的反興奮劑經歷。

　　難以預知的未來

　　經歷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較量，這場興奮劑戰爭至今沒有結果。據說有這樣一種說法：“查得出叫興奮劑，查不出叫高科技。”

　　弗蘭西斯科·伯特(Francesco Botrè）是意大利羅馬反興奮劑實驗室主任，曾任世界反興奮劑科學家協會前主席。他承認這是一個巨大挑戰，因為“別人如果找到使用興奮劑的新辦法，肯定不會聲張；我們這些反興奮劑的科學家，則會公開發表自己的研究結果。”

　　張長久則反對這種說法，因為“服用者可能占一段時間的便宜，一旦開發了檢測手段，這種便宜便占不了了”。

　　曾經大行其道的EPO或許可以證明這一觀點。這種肽類激素可以大幅度提高運動員的攜氧能力，尤其對耐力類項目如長跑和賽艇等效果顯著。由于EPO與人體自然生成的促紅細胞生成素幾乎沒有區別，而且注射后會較快地從人體中消失，一度給檢測增添了難度。直到悉尼奧運會，血檢和尿檢相結合的EPO檢測才得以成功。而在即將舉行的北京奧運會上，僅僅通過尿檢便可糾出這個隱形大盜。

　　“我們的技術水平發展了很多。”張長久打了個比方說，“如果說過去的水平是能夠檢測出一個游泳池中的一勺糖的話，那么現在能夠做到5個游泳池中查到那一勺糖。”

　　更何況，使用興奮劑將會對人的身心健康產生許多直接的危害：長期使用合成類固醇類藥物會使人暴躁易怒、身體虛弱；長期使用生長激素會導致人體肢體和器官的變態生長；使用EPO會使運動員由于心臟痙攣而死亡。1980年，有10多名荷蘭和比利時自行車選手的心臟猝死就被懷疑與服用EPO有關。

　　但是，各種利益仍然促使體育界人士以身試法，也進一步促使反興奮劑的力度加大。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表示，在北京奧運會期間使用興奮劑并被處以6個月及6個月以上禁賽處罰的運動員，將被禁止參加2012年倫敦奧運會；A瓶尿樣檢測呈陽性就立即自動禁賽。采取如此強硬的手段，目的就是要使北京奧運會成為奧運會歷史上最干凈的一屆。

　　中國反興奮劑中心主任杜利軍最近向媒體公布，反興奮劑中心將在北京奧運會進行4500例興奮劑檢測，數量大大超過雅典奧運會的3500例。除了普通尿檢之外，此次興奮劑檢測還包括800例的EPO檢測和約900例的HGH檢測。

　　在此次歐洲科學開放論壇上，無數個問題拋向即將參與北京奧運反興奮劑活動的弗蘭西斯科·伯特：“2008年北京奧運會將會查出多少起興奮劑？”“會不會有運動員使用新的興奮劑？”“這次奧運會能否成為基因興奮劑的預演舞臺？”

　　“所有這些問題，要到一個多月以后才能知道答案。”他謹慎地回答。（記者 楊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