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瞬間——書寫傳奇。1981年世界杯給了中國女排這樣的機會。

　　“傳奇”背后，是中國人振興“三大球”的狂熱夢想，但這背后，更是一個民族在自信心逼近低谷時的強烈反彈。女排精神成為振奮“文革”后中國人民的強心針，成為激勵12億人的精神源泉。于是，體育比賽的勝者成為了民族英雄，打球成了“國家大事”

　　★ 見習記者/ 陳園園

　　“三大球不出線，我死不瞑目！”“文革”結束后，實現賀龍元帥的希望，成為中國體育界的頭等大事。

　　1976年6月——賀龍逝世7年時，袁偉民出任中國女排的教練。“五連冠”和“國家精神”的傳奇由此誕生。而這位出生于1939年的前男排國手也因此成就了自己，八年后，他成了中國體育界的最高領導。

　　當然，傳奇的開始是痛苦的。在福建漳州排球基地的草棚里，女排姑娘們承受著近乎殘酷的訓練。陪伴她們的還有中國男排——為在逆境中求生存，男女排從那時起就在訓練中落實了“三從一大”(從嚴、從難、從實戰出發、大運動量訓練)的原則。

　　改革元年，中國男、女排分別取得了世錦賽第7名和第6名的成績。1979年的亞錦賽上，中國女排戰勝了亞洲霸主日本隊，奪得冠軍。排球精神的種子由此埋下，在簡陋的運動場里，你可以感受到排球熱的逐漸升級。

　　凡人為何瞬間成“神”

　　鄧穎超發表題為《各行各業都來學習女排精神》的文章，“女排精神”由此叫響

　　1981年，正值“三大球打翻身戰”的關鍵時刻——中國男足備戰世界杯預選賽，女排也將參加日本世界杯的比賽。當時在原國家體委宣傳司供職的魯光接到任務，到兩隊考察備戰情況，“打不出來，也要給全國人民有個交代”。

　　根據女排訓練事跡，魯光完成了報告文學《中國姑娘》。十幾天后，此文借著女排獲得世界冠軍的熱浪一炮而紅。

　　1981年11月16日傍晚，第三屆女排世界杯的決賽開始，中國隊對東道主日本隊。在主場球迷震耳欲聾的吶喊聲中，中國姑娘以3∶2艱難獲勝。

　　最后一個球落地，姑娘們抱頭痛哭。守在收音機和電視機前的中國人更是血脈賁張。人們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徹夜高呼“中國萬歲，女排萬歲！”此前，只有帝王和偉大領袖能享受到“萬歲”的殊榮。

　　而第二年男足在附加賽中負于新西蘭，失去了離世界杯最近的一次機會。原本為寫男足定下的題目《中國男子漢》，改成了描述女排教練袁偉民的故事。

　　“如果男足沖出去，影響力也許會更大。”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魯光說。也因為中國女排在“三大球”中獨樹一幟，讓這個傳奇順理成章。

　　比賽頒獎典禮未畢，國家體委、中華全國體育總會、中華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等單位的賀電已至球隊。賀電還轉達了高層將授予女排為“全國新長征突擊隊標兵”和“全國‘三八’紅旗集體標兵”光榮稱號的決定。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里，兩個榮譽的分量是今天難以想象的。

　　第二天，國內幾乎所有報紙的頭版都在渲染女排奪冠。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啟用了鮮紅色的大標題：“刻苦鍛煉 頑強戰斗 七戰七捷 為國爭光——中國女排首次榮獲世界冠軍”。文章旁邊還配發了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學習女排，振興中華——中國贏了》。“用中國女排的這種精神去搞現代化建設，何愁現代化不能實現？”——體育比賽的勝利，上升到了激勵整個民族精神的高度。

　　《人民日報》頭版的其他位置，被女排教練和隊員的照片占據。此前，中國的大多數人對這個集體并無太多了解，這一天后，他們成了新中國人盡皆知的民族英雄。

　　而在同天的《體育報》上，時任婦聯主席的鄧穎超發表了題為《各行各業都來學習女排精神》的文章。她在文中疾呼:“各行各業的人民群眾都要學習中國女排精神，樹立遠大的志向，發揚腳踏實地、苦干實干的作風，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更快地將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

　　奮勇拼搏的“女排精神”由此叫響。

　　這些民族英雄從日本榮歸故里時，當時的國家領導人萬里、習仲勛、楊靜仁親自到機場迎接，榮高棠等體委的領導人都只能擠在接機隊伍后排。

　　此后的一個月，幾乎所有中國人都沉浸在女排勝利的狂喜中，各大媒體儼然成了排球專刊。那些本來普通的女孩，在人民大會堂開了慶功會，到各部委機關作了報告。

　　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在1981年11月28日，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新長征突擊手”和“先進團支部”代表的典禮上。儀式開始前，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的李先念先請上孫晉芳和郎平，拉著她們的手，對女排贊不絕口。然后，李先念發表講話，“勉勵青年向女排學習，走在兩個精神文明建設的前頭”。

　　“當時剛剛粉碎‘四人幫’，中國正逢改革開放之初，亟需強化一種民族精神，增強民族凝聚力。”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記者王延輝說，當時他還是國家男排的一名運動員，有更深切的感受。

　　這種背景下，中國女排恰逢其時地成為了新時代的英雄，和改革陣地上迎風招展的旗幟。

　　郎平：打球成了國家大事

　　每逢女排的重大比賽，整個國家都似乎停滯了下來，全都守在電視機前

　　在政府和媒體的引導下，全國各行業掀起了學習女排的熱潮。

　　“每逢重大比賽，整個國家都似乎停滯了下來——學校停課、工廠停工，全都守在僅有的幾臺電視機前。”新華社的老排球記者曲北林回憶到。

　　學校、工廠、街道上，則寫滿了“學習女排精神”的標語；一位河北廊坊的小學生，至今還保留著《向女排大姐姐學習》的日記。而據魯光介紹，中國女排拿冠軍后曾到北大舉行過一次見面會。她們人未到，人群已經從大禮堂門口蜿蜒到校門口外數百米。原定在禮堂舉行的活動，由于觀眾過多，不得不改到了體育館里舉行。熱情的人流中，有“天安門城墻”之稱的攔網高手周曉蘭被卷到了未名湖旁邊，然后被高高拋起⋯⋯

　　作為袁偉民的助手，鄧若曾當時還負責處理來信。一位參加對越反擊戰的戰士寄來了一個滿是彈洞的鋼盔；一位青年則寄來了他的血書。女排奪冠時已是初冬，湖北的漁民冒著嚴寒，從池塘里撈了一條兩斤多的武昌魚，聯系空軍連夜空運到隊里。

　　到了后期，媒體開始大力宣傳“學習女排要落到行動上來”。諸如“某工廠女工看了女排的事跡之后，每天早來晚走，精心操作，班產量天天超額完成計劃”；“某煤礦工人看完女排比賽之后，自覺加義務班，日日超產”等。為此，《人民日報》還開辟了“學女排，見行動”的專欄。

　　“我扣球的形象都上了郵票，女排的集體照做在了日歷上，還有紀念幣、紀念章，像民族英雄一樣。”郎平的自傳《激情歲月》這樣描述那時的情形，“逼著你只能上不能下，打球已經完全不是我們自己個人的事情、個人的行為，而是國家大事。我自己都不屬于自己，女排是一面旗幟⋯⋯女排的氣勢，振興了一個時代，她是80年代的象征”。

　　完全被神化的一群人

　　每逢中國隊比賽中遭遇逆境，觀眾們都盼著中國隊叫暫停，袁偉民一揚手，所有人就覺得中國隊贏定了

　　此后五年，中國女排每逢重大比賽的決賽都遭遇東道主，但總能上演大逆轉，屢屢獲勝。她們迎來了“五連冠”，中國社會對于她們的崇拜一次甚于一次。

　　“當時女排出國訪問，所到各處都有警車開路，這對其他隊來說是不可想象的。”《體育報》資深排球記者黃志文回憶。即使是上世紀60年代，容國團奪冠掀起的舉國乒乓熱潮也難以比擬。這后來成為了一種“習慣”——一旦出去沒有警車陪同，有些隊員反倒發出微詞。

　　女排的影響也波及到了海外——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上，女排奮勇奪得“三連冠”后，回國途徑香港、新加坡。“隊伍未到，邀請女排吃飯的餐廳已排起隊來。”黃志文說。在香港，霍英東將整支隊伍帶到自己的超市，讓代表團成員每人隨意挑選一樣東西。在國內物質尚極度貧乏的時代，誰都沒見過那么大的超市。女排姑娘們都不約而同地挑了絨毛玩具，這在當時內地還是從未見到過的稀罕物。

　　王延輝說，他當年印象最深的就是每次女排回國，都是開兩個車，一車坐隊員，一車滿載著海外華人送的電器。而在國慶35周年游行時，組織者特意給女排單獨安排了一輛花車，兩名教練和所有隊員都站在車上，作為民族英雄接受山呼海嘯式的歡呼——這也是之后任何運動員再也沒享受過的榮耀。

　　到了后期，女排以及教練袁偉民已完全被輿論神化。

　　袁偉民的執教之道，多年來，一直被排球界稱道。“如今看來，當時的宣傳的確有些過了。”黃志文說。

　　女排比賽時經常會出現這種情況：大比分落后，袁偉民叫暫停或換人，一下子反敗為勝。

　　當年不明就里的觀眾會把這樣的臨場指揮，看作袁偉民的神奇招數。只要袁偉民一揚手，所有人就長舒一口氣，覺得中國隊贏定了。

　　國人印象最深的，是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的女排決賽，預賽中中國隊輸給美國隊。由于美國人贏得了心理優勢，決賽之初勢不可擋。當第一局打到14:14的關鍵時刻，袁偉民換上侯玉珠發球，第一球直接得分，第二球破對方二傳進攻得分，拿下——這奠定了全場最終勝局。國人大悅，只道是袁偉民最后時刻拿出的“秘密武器”。這兩球被奉為經典，侯玉珠也因此“兩球成名”。

　　多年之后，曲北林曾和袁偉民探討起當年的那場比賽。“其實當時就是沒辦法了，想換侯玉珠上去試試。”袁偉民說。

　　而侯玉珠則坦言，自己發球的時候，緊張得連球網在哪里都看不見了，完全是下意識的動作。美國隊一看換人發球，以為有什么奧妙，自己先亂了陣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