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每屆奧運會都有過在逆境中艱難前行的經歷，一次次危機面前，奧運會總能逆境而生

　　★ 見習記者/陳園園

　　自5月份火炬進入境內傳遞以來，所到之處，當地群眾的熱情都似逼近沸點的水。5月16日在南昌的傳遞也不例外。四處招展的紅色海洋中，“點燃激情，傳遞夢想”的旗子，換成了“團結一致、振奮精神、辦好奧運、支持災區”的號召。人群中，抱著募捐箱的志愿者，繁忙地四處穿梭。

　　此時，距離汶川大地震已逾100小時。為使奧運火炬在南昌市傳遞活動“規模適度”，原定一天的火炬行程縮減到了半天。地震之后，圣火所到的龍巖、瑞金、井岡山等各站都不約而同地縮減了規模；并在起跑儀式上，為災區死難同胞默哀1分鐘。

　　2008年，每個中國人都品嘗著悲喜交加的滋味。

　　其實，每屆奧運會幾乎都有過在逆境中艱難前行的經歷。經常被作為成功標本，與中國相類比的漢城奧運會也不例外。

　　1988漢城：危險情緒下“最安全”的奧運

　　21年前，韓國也正處于類似的情緒之中。

　　1987年11月29日，下午14點5分，從巴格達起飛、飛往曼谷的大韓航空公司KAL858次航班在仰光上空爆炸，機上的115名乘客和機組人員全部遇難。

　　就在14點1分，這架滿載顧客的飛機，還向仰光航空管制中心發出過“時間和位置正常”的信息。僅僅4分鐘后，就從雷達上消失了。

　　最初，警方把此事件定性為意外。但空難發生80小時后，兩名朝鮮嫌疑人在巴林機場被捕，證明了這是一起恐怖事件。他們交代在飛機上放置了定時炸彈，目的是想阻止漢城奧運會舉行。

　　從申辦開始，漢城奧運會就舉步維艱。當時，韓國經濟剛剛復蘇，政治動蕩、軍事獨裁，許多人不相信：如此逆境下的發展中國家，如何能申辦并承辦奧運會？

　　樸正熙做總統期間，對“申奧”表現出了積極的支持態度。不料一個月后，樸正熙在一次宴會上遇刺身亡，政府內部對是否申辦奧運會的問題出現了反復。最終，迎著國內反奧運的學潮，背負著西方世界懷疑的眼光，漢城定下了與奧運會的約定。

　　經歷了航班爆炸事件之后，好容易動員起來的全民熱情，再次淹沒在質疑和猜測之中。一直反對韓國舉辦奧運會的學生們重新開始鼓噪。西方媒體不斷質疑韓國的承辦能力，要求將奧運會轉移到其他國家舉辦。而此時，離漢城奧運會僅有8個月時間。

　　組委會立刻邀請了1974年慕尼黑奧運會上負責安全工作的慕尼黑市警察局前局長蘇弗萊，對安保人員進行培訓，頒布了《維護奧運會和平法》。為避免航班恐怖慘案再次發生，警方對參賽國家中的92架飛機采取了特別保護措施，晝夜巡邏警戒。當時的安全統治本部部長盧完植后來回憶說，在奧運會籌備和舉辦期間，他始終處于如履薄冰的焦躁和不安之中。

　　當時漢城奧運會的目標是用“最小的控制，帶來最大限度的自由”。為了顯示和諧的安全氛圍，組委會把軍人和警察安排在幕后，而將義務人員安置在窗口，使安全工作顯示出柔和的氣氛。為了嚴格控制出入境，安全部門還將世界危險分子的資料輸入安全管理電腦終端機上，人數竟高達1.6萬，可見，奧運會安全任務之重。

　　不過，漢城組委會在安全上的積極舉措，迎來了一屆被稱為“最安全”的奧運會——盡管開幕之前是非不斷，但奧運期間，沒有發生過任何的安全問題。

　　這屆籌辦時是非不斷的奧運會，20年之后卻被國際奧委會視為“成功奧運會”的樣本，也成為韓國現代文明的“拐點”。

　　破壞與和解

　　8年后，亞特蘭大奧運會開幕式前兩天，一起類似的飛機爆炸案，又一次使東道主處于質疑的漩渦之中。1996年7月17日晚8時，美國環球航空公司(TWA)一架從紐約飛往巴黎的波音747客機，從肯尼迪國際機場起飛后約半小時，便在長島上空突然發生了爆炸。這是美國航空史上的第二大空難，機上乘客和機組人員230人全部罹難。整個美國陷入恐慌。

　　危機在開幕后第8天達到高潮。為了慶祝奧林匹克百年，組委會特地設立了“奧林匹克百年公園”。1996年7月27日，公園正在舉行通宵達旦的露天音樂會時，公園中一個垃圾桶突然爆炸，一名觀眾被炸死，100多人受傷。“爆炸案”立刻通過各國記者的鏡頭，傳到了全世界。

　　為了慶祝奧林匹克的百年華誕，亞特蘭大組委會投入了巨資。僅安保工作的投入就達到了2.27億美元，并動用了3萬名的安保人員。但亞特蘭大的安全事件使精心準備的盛宴，黯然失色。

　　從1972年“慕尼黑慘案”以來，“安全”成了奧運會面臨的最大難題。而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前，一場大火更是將國際奧委會和組委會推到了最窘迫的境地。

　　開幕式前夕，位于奧林匹克城的兩座五星級飯店接連失火。而這兩座四十多層的飯店正是專門為奧運會而建的。更可怕的是，當時的國際奧委會委員薩馬蘭奇就下榻在失火的賓館里。所幸，無人員傷亡。組織者驚得一身冷汗，恐怖主義又一次與奧運會如此接近。

　　政治威脅、財政赤字，奧運會的難題五花八門。2000年悉尼奧運會也沒能幸免，這一次是“種族主義”問題。

　　1991年10月，悉尼申奧之初，澳大利亞的土著人就站出來公開反對，要求國際奧委會拒絕悉尼的申請。在悉尼申奧成功之后，許多土著激進分子反應強烈,不僅號召其他國家抵制奧運會，并聲明在奧運會期間抵制將升級，以此來喚起全世界對土著人生存狀況的重視。當地克里人在整個火炬傳遞活動中有過諸多破壞活動。

　　激化的民族矛盾面前，悉尼奧運會組委會巧妙地加以調和。在籌備過程中，組委會特地設立了一個種族聯絡者的職位，雇用國內著名的原住民板球運動員作為調節員；并在一些重大的奧運會儀式中，突出最具民族特色的要素。開幕式上，全身涂滿油彩的土著表演成了人們記憶最深的環節。

　　此外，澳大利亞政府還建造了一個殖民歷史展覽中心，展示土著民屈辱的歷史。在火炬傳遞中，原住民也被放在了更重要的地位。第一位土著居民奧運冠軍、短跑運動員諾娃·佩雷斯·克尼邦被安排擔任本土傳遞的第一棒火炬手，而備受矚目的主火炬手則由原住民優秀運動員弗里曼擔當。弗里曼點燃火炬的那一刻，被輿論認為是土著和非土著居民的徹底和解。

　　逆境之下，如何舉辦大型體育賽事？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杯也有先例。1986年世界杯前一年，原定的主辦國哥倫比亞因財政困難宣布放棄。經過遴選，墨西哥代替哥倫比亞承辦第13屆世界杯比賽。

　　1985年9月19日清晨和20日晚上，墨西哥先后發生兩次里氏7.8級的強烈地震，波及墨西哥城和墨西哥沿海的3個州。墨西哥城中心的許多房屋，頃刻間變成一片廢墟，停水、停電，交通、通訊中斷，全市陷入癱瘓，一片混亂。

　　這場災難最終奪走了20000人的生命，32000災民無家可歸。第二天，15萬營救大軍開始在墨西哥城內用鐵鏟、鎬頭挖掘碎石破瓦，營救震災受害者，國際社會紛紛支援。但幸運的是，原定的世界杯比賽場館，并沒有遭受損失。此時，離世界杯開幕還不到10個月。

　　正當人們紛紛為即將開始的世界杯尋找下家，組委會堅持：即使再大困難，也要讓世界杯如期舉行。

　　墨西哥人的熱情和堅強感動了所有球迷。國際足聯決定從每場比賽的收入中拿出9000美元捐給墨西哥災民。那屆世界杯還成就了“上帝之手”——馬拉多納晉升球王，成為了球迷心中最經典的記憶。

　　汶川地震后，國際奧委會立刻發來函電，為中國地震災區捐贈700萬人民幣的經濟支援，并表示“奧林匹克運動與受災人民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