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以清宮軼聞秘聞、清代大案要案為題的影視劇接連不斷地上映，圍繞著清朝歷史演繹出來的“大辮子戲”盛演不衰。“順治出家”、“太后下嫁”、“雍正篡位”、“和糰跌倒，嘉慶吃飽”，各種傳說、戲說一時間沸沸揚揚。人們在欣賞娛樂的同時，也生疑惑，這些故事都是歷史上的真事嗎？

　　在北京故宮西華門以北，有三座建于1975年的高大的宮殿式建筑，這就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以下簡稱“一檔館”)，在這里保存著清朝皇室和朝廷留下的1000余萬件寶貴的歷史檔案。這些真實記錄著清代歷史的寶貴檔案，雖卷帙浩繁，但當年秘藏深宮，即使是王公大臣也有終生不可得見一字者。今天，可以為我們釋疑解惑。

　　順治出家

　　皇帝葬禮有很復雜的過程，每一步程序都有嚴格的規制，都要形成文字記錄。如果順治假病逝而真出家，那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檔案與文獻絕不可能不含一絲瑕疵。

　　按民間的傳說與野史的記載，清朝入關后的第一位皇帝順治并沒有于24歲時死于天花，而是以死為名，逃離塵世，去山西五臺山做了和尚，而且一直活到康熙五十年，74歲時圓寂。

　　據說順治出家的原因是因為他所鐘愛的董鄂妃，即從江南被搶來奉獻給他的名妓董小宛的去世，使他傷心至極、萬念俱灰。因夢到愛妃死后去了五臺山，所以順治便追隨其后到五臺山修身向佛了。

　　這種說法其實靠不住。

　　董小宛確有其人，但他的丈夫是曾名噪一時的“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董死后，冒以董生前居住的房間為名，寫下了一篇《影梅庵憶語》的文章，記述了他為董贖身，與董在戰亂中顛沛流離的生活以及董生病而死的詳細過程。與冒辟疆同時的一些名士也有與冒相同的記載。根據冒的記述，董小宛應當比順治大13歲，且董于順治八年正月初二去世，屆時順治才14歲，按清宮的規矩，還沒到大婚的年齡。

　　所以，董小宛并不是順治的愛妃。以此為據的順治出家之說顯然不能成立。

　　順治之死在一檔館的檔案中有兩處直接的記載。

　　記錄順治一生活動的《清世祖實錄》第144卷記錄了他死前一周內的活動情況：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一，順治帝“不視朝”，免去群臣朝賀禮儀。同日，去太廟祭祀，也指派官員代替自己前往。初二日，順治身體不適。初六日，應當順治親自參加的大享殿禮儀，仍派官員替代前往。同日，傳諭赦免京城內除“十惡不赦”死罪外的一切罪犯。初七日，夜，“上崩于養心殿”。此時，距董鄂妃去世僅4個月。

　　清代皇室的家譜《玉牒》，對順治的死，也有與《實錄》完全相同的記載。

　　此外，一檔館還存有一份《順治遺詔》，與順治在位時屢次下詔自罪自責的做法一脈相承，順治臨終前再次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評。在他自己檢討的14項罪過之中，第10項即是對董鄂妃的喪禮“概從優厚，不能以禮止情，諸事太過，逾濫不經，是朕之罪一也。”

　　此處讓順治不顧禮制，超標準大辦喪禮的董鄂妃并非董小宛，而是當朝滿洲內大臣鄂碩之女。此女15歲時入選秀女，被指派給予順治同父異母的弟弟博穆博果爾為妻，后被順治看中，奪弟媳為己妃，百般寵愛，如膠似漆，以至于她病逝后，順治情思難斷，傷心欲絕，要扔掉江山，去做和尚。

　　傳說中的順治出家，倒也并非完全是空穴來風。一檔館的滿文檔案記載，順治14歲時外出打獵曾會見過一位在石洞中默默修煉了9年的“別山”禪師，順治對其佩服得五體投地，特在京城西苑(今中南海)為他辟出一處“萬佛殿”，供其前來修身。“別山”卻僅僅入宮作了禮節性拜訪后，又飄然而去，回他的山洞去了。這使順治感動不已，思想漸漸超乎塵世，一心向佛，視尊崇高貴的皇帝之位如過眼煙云了。

　　董鄂妃的死，對順治是極大的刺激，悲痛欲絕的他，精神幾乎完全崩潰，一心要遁入空門，尋求解脫。他不聽勸阻，說佛祖釋迦牟尼、禪宗祖師達摩不都是放棄了王位的王子嗎？堅決地落發為僧，癡心禮佛了。后來是為其剃度的和尚茆溪森的師父玉林以燒死茆溪森相威脅，并有針對性地勸導他，你的任務不是自己當一個和尚算了，佛需要你在世間護持佛法，保護寺廟，這是更重要、更有意義的工作，且非做皇帝不能完成。此話最終讓順治收心，繼續當了兩個月的皇帝，便告別了無盡的悲傷與煩惱病逝了。

　　與平民百姓不同，封建社會皇帝的葬禮有著很復雜的過程，其中每一步程序的進行都有嚴格的規制，都要形成文字記錄，也就是檔案。順治從病重、去世、遺體安放、繼任皇帝和百官不只一次地致祭、神位奉入乾清宮、擇吉日再奉入太廟、遺體火化、寶宮奉安、地宮下葬，官方檔案中都有時間、地點、儀式、人員等記錄。與生前的順治過往甚密的和尚們也都在他們的著作里做了紀實的回憶。兩相印證，內容完全一致。如果順治假病逝，而真出家，與天下臣民開一個巨大的玩笑，官方與民間的記載均系遵從順治的囑托而造假，那絕不可能完美到如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檔案與文獻不含一絲瑕疵。

　　據此，“順治出家”不過是民間為這對青年皇帝與愛妃之間凄美的愛情悲劇，而選擇的一個攝動人心的美麗結局。

　　太后下嫁

　　“太后下嫁”不過是文化先進的漢民族文人對文化相對落后的異族征服者的一種嘲弄。

　　被人津津樂道的這位下嫁自己小叔子的太后，即孝莊文皇后。亦即皇太極之妻、多爾袞之嫂、順治之母、康熙之祖母。傳說孝莊為了保住自己兒子順治的帝位，屈尊嫁給了當時功高權重，執掌朝政的小叔子多爾袞。一些影視劇和文學作品中還有孝莊在嫁給皇太極以前，就已經與多爾袞互相愛慕的描寫。

　　被此說引以為據的主要有三件事：

　　其一、孝莊臨終前叮囑她的孫子康熙皇帝，她死后要把她的陵墓建在河北遵化順治安葬的東陵，不要把她與遠在盛京(今沈陽)昭陵的皇太極葬在一起。說是你的爺爺太宗皇帝奉安已久，就不要再去驚動他了，況且我也舍不得離開你們父子太遠。所以孝莊的昭西陵建在了東陵，而且被安排在了圍護整個陵區的風水墻之外。民間傳說這是因為孝莊下嫁了小叔子而自覺無顏再見皇太極，而她的陵墓被單獨地圈在了陵區墻外的大門邊，說是要罰她給子孫們看守門戶。

　　其二、清兵入關之后，年幼的順治皇帝對功勞顯赫、大權獨攬的多爾袞的稱呼一變再變，先是叔父攝政王，繼之是皇叔父攝政王，直到皇父攝政王。明明是叔父，若不是與母親結了婚，怎么會成了“皇父”？民間自然會生出如此的聯想。

　　其三、據說孝莊下嫁之時曾發布詔書，頒示中外，文武百官舉朝同賀，禮部為此還專門制定了特別的婚禮儀規，且白紙黑字裝訂成6大本《國母大婚典禮》，如此大張旗鼓地操辦，連在浙江海外一座島上堅持抗清斗爭的南明將領張煌言都知道了太后下嫁大辦婚禮的事了，如此亂倫的行止，自然成了譏笑敵方的好材料，張煌言就此賦詩一首：“上壽觴為合巹樽，慈寧宮里濫盈門，春官昨進新儀注，大禮躬逢太后婚。”這里為太后祝壽的大禮成了婚禮，壽酒成了交杯的喜酒。

　　以上傳說看似言之鑿鑿，實則經不起推敲。

　　孝莊13歲時就嫁給了皇太極，共同生活了18年后，皇太極病逝。孝莊作為皇太后、太皇太后先后撫育、培養了順治、康熙兩代皇帝，為他們從政、當政傾注了極大的心血。母子之情，特別是祖孫之情極其深厚。把自己的陵位選在了東陵，不忍心離開子孫太遠，也是合情合理。至于她的昭西陵被置于東陵的風水墻外而沒有放在墻里，正說明是要避免與皇太極的昭陵割斷聯系而遙相呼應。兩相兼顧，應該說是不錯的安排。

　　多爾袞的“皇父”之稱，與孝莊并無關系。從叔父、皇叔父直到皇父，皆是出于大臣的建議，并經正式討論后議定的。而且，“皇父攝政王”稱號的確立，比傳聞中的太后下嫁要早1年多，把這與“下嫁”扯到一起，在時間上不合邏輯。

　　另外，皇父的稱謂并不一定就是對父親的稱呼。筆者在滿文檔案中就曾看到過，康熙朝的滿洲大臣武英殿監造赫世享所上的滿文奏折中對康熙的稱呼就是皇父。經請教本館的滿文專家，方知這里的“皇父”其實是滿洲習俗中的一種尊稱，上面提到的赫世享，也并不是康熙皇帝的兒子，論年齡可能比康熙還要大一點。

　　至于張煌言的詩，他遠在千里之外，風聞傳言，難以為據。試想當年的婚禮如果真像民間傳說的那樣中外廣發詔書，婚禮大操大辦，怎么可能在官方文件與民間文獻中只字不留，毫無記載，僅僅傳下來張煌言這孤零零的一首詩呢？

　　如果說后來的清統治者把普天之下有關的文字記載都銷毀殆盡的話，那么在當時與中國來往密切的屬國朝鮮的李朝《實錄》中的記載是不會消失的。但在李朝《實錄》中并沒有相關的文字。

　　“太后下嫁”不過是文化先進的漢民族文人對文化相對落后的異族征服者的一種嘲弄。

　　雍正繼位

　　民間不懂皇家文件的書寫規矩，編造的傳說難以成立。

　　雍正繼位與順治出家、太后下嫁并稱清初三大疑案，也是被說得最熱鬧的一個話題，畢竟皇位的繼承與什么出家、下嫁相比，分量要重得多。

　　流傳最廣的說法，就是雍正瞞天過海，把康熙傳位詔書中“傳位十四子”的“十”改成了“于”，變為“傳位于四子”而篡奪了本應屬于十四弟胤禎的皇位。而恰恰是此說，是最經不起推敲的說法。

　　清代稱呼皇子，前面必須加上“皇”字，如皇四子、皇十四子。書面文字如此，官方文件更是不可能有絲毫的馬虎，關系皇家命脈的傳位文書，絕不可能漏掉這個“皇”字。所以如果康熙真是要傳位給這位排行十四的胤禎，那么正確的寫法應當是“傳位皇十四子”，如此，“十”改為“于”,就成了“傳位皇于四子”，無論如何也說不通。所以此說不能成立。不能成立的理由還有一條，清朝的文件，尤其是如此重要的文件，都是滿漢合璧，即既有漢文，更要有滿文。那么上述一說，即使漢文可改，可滿文根本無法改動。

　　一檔館現存有傳位遺詔一份，是道光皇帝傳位給兒子奕的。滿文、漢文各一行。漢文的文字為“皇四子奕立為皇太子”。臨終前，他又用漢文再寫了一遍為：“皇四子奕著立為皇太子”。皇位更替，繼位者的名字一朝一變，但詔書文字書寫的規矩是一脈相承的，根本沒有“傳位”二字，更沒有直呼四子、十四子的寫法。

　　民間不懂皇家文件的書寫規矩，編造的傳說難以成立。

　　(來源：解放日報；本文系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副館長馮伯群2006年4月24日在上海市檔案館"東方講壇"的演講)

　　馮伯群

　　祖籍山東，生于天津，長于北京。1969年初上山下鄉，赴吉林省大安縣插隊。1975年底返京，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學習。1982年分配至國家檔案局，先后從事檔案館業務指導，檔案書、刊、報編輯等工作。歷任《中國檔案》總編輯、《中國檔案報》副總編輯，現任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副館長、研究館員。單獨出版書籍3種，與他人合作出版書籍3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