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回頭路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到來在無意中改變了華人在美國的境遇。由于美中兩國在二戰中成為盟友，華人在美國也受到了一個多世紀以來從未享受過的優待——他們成了美國人的“自己人”。排華法案這樣的法律隨之迅速失去效力，華人首次被主流社會所接納，開始進入工廠以及各種行政機構工作。華人也開始逐漸步出唐人街，出現在白人居住的區域里。但種族的差異并沒有因此消除。

　　在莫亞的紀錄片中，民權人士Helen Zia回憶說，那時候，自己和父親有時去商店買東西，或到一些公共場所，他們一出現，所有人好像都停下手中的工作或與別人的談話，扭過頭來看他們。“所以，從很小、很小的時候起，我就知道我跟別人不一樣”。

　　Helen Zia的父親一九四九年之前畢業于上海圣約翰大學。那曾是中國培養精英人才的學校。但她父親在新澤西定居后，所有在中國學的那些政治外交技能全失去了用場。為養家糊口，他不得不開始從事各種工作，例如動員家里人動手用木頭和塑料制作一些小孩玩具，然后他一個人開著車到處去售賣。Helen心里也明白，父親雖然在家里是一家之主，說一不二，但到了外面，他不得不向人陪著笑臉，甚至阿諛人家，以便多賣出一點那種小孩子玩具。這讓她心里充滿了恥辱感。

　　Benny Pan也形容自己的父親是迷失的一代人。他說自己的父親到美國后，一直認為可以為自己的祖國做點什么，但現實沒有給他那樣的機會。他的父親腦子里一直認為，中國人和中國文化是世界上最優秀的，甚至是優于白人的。為此，他對《大不列顛百科全書》非常不滿，認為那里面關于中國的描寫充滿了偏見。Benny笑稱，他父親甚至為此去起訴《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但《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也回過頭來反訴他。

　　二戰結束之后，五十年代初，中美兩國又因為朝鮮戰爭成了敵人。在美國的華人也成了敵視情緒的受害者。在皇后區長大的著名華裔藝術家和歷史學家“陳查理”(筆名/Charlie Chin)回憶起那些歲月時說，那時候，我們家經常半夜遭到FBI的搜查。那些穿著大衣、戴著鴨舌帽的人半夜突然大聲敲門，家里所有人都會被驚醒。那時候我還小，驚恐地躲在媽媽身后，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

　　Helen Zia說，上世紀五十年代，她父親為反駁美國社會對中國的一些不公正描述，便動手寫了一本宣傳小冊子《美國錯解了紅色中國》，結果因此招來FBI對他們家的嚴厲監視。Zia說，自己從很小時候就以為，所有人家的電話都有那種瑣瑣碎碎的噪音，所有人收到的郵件都會是破的，或者被揉得亂七八糟。有一天，隔壁的小孩問她，你爸爸到底是干什么的，為什么FBI到我們家來問關于你爸爸的事？

　　西恩·黃和父母住在加州柏克利。雖然母親在家里經常告訴他：“我們是中國人，你是華裔美國人”，但西恩卻不懂媽媽說這話是什么意思。他覺得自己同其他美國小孩一樣，崇拜美國的偶像，吃美國的食品，自己就是美國人。后來父親因為工作調動，作為一名美國海軍的工程師到臺灣工作。當時西恩上小學二年級，轉到臺灣上小學的第一天，媽媽陪著他去坐校車。車來了， 西恩發現車上都是白人小孩。當時車上的小孩看見他和母親，便沖著他們說“這輛巴士不允許華人乘坐”。西恩回憶說，當時他的第一反應竟然是“Oh，no, 沒事，她是我媽媽”——他本能地將自己當作“美國人”，天真地以為那群小孩子只是在說自己的媽媽。

　　上世紀六十年代，民權運動的興起讓華人第一次作為一個群體開始覺醒，許多人跑去華盛頓參加那里的游行抗議。

　　一九六五年的移民改革法案最終讓華人這樣的非白人群體得以協助家人和親屬移民來美，并不受名額限制，從而實現家人團聚。

　　即便在美國這片屬于移民的土地上，種族因素在華人的生活和工作中也從來沒有消失過。

　　一九八二年，“車城”底特律因為來自日本車廠的競爭，出現百分之十五的失業率。許多人將此遷怒于日本人和其他亞裔人士。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九日，不久即打算結婚的華裔陳果仁(Vicent Chin)在一間酒吧和朋友一起舉行婚前的單身聚會，沒想到對面坐了兩名失業的汽車工人。這兩名白人失業者認為陳果仁是日本人，就開始用言語嘲弄他，一怒之下，雙方打起來。最后，兩名白人一路追趕，用棒球棍將陳果仁活活打死。

　　令整個亞裔社區更為震驚的是，兩名兇手最后居然以三千美元罰款和承擔法庭費用以及獄外查看而逃脫了重罰。主審法官竟然聲稱：“他們不是那種應當被送到監獄的人”。這一事件讓所有華人和其他亞裔意識到，要作為一個亞裔群體存在，要加強團結。

　　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所有當年的排華法案以及類似陳果仁所遭遇的事件似乎都已變得很遙遠，只能在歷史書里看到，華人移民開始成倍增長，收入和教育的不同，也令他們極大地分化。老的留在唐人街，新的受到良好教育，直奔主流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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