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80年代期間，皮奧特曾與曼一同工作，十分敬佩他的能力和理想主義。但是，在對抗艾滋病的戰斗中，兩人在戰略上有一個根本的區別。

　　曼認為制訂標準化的制度是推進全球對艾滋病作出有效反應的關鍵，許多專家也持有同樣的觀點。他夢想有朝一日建立一個追蹤、預防和治療HIV感染的有效模式，并把該模式完整移植到艾滋病疫情嚴重的國家，作為緊急反應手段。

　　但是，皮奧特懷疑在日內瓦憑空構思出的模式能夠起多大作用，畢竟各個國家有各自不同的國情，疫情蔓延的途徑不盡相同，因此僅僅來到這里張貼宣傳畫不會起什么作用。他認為，改變觀念才是最重要的，必須先說服人們為抗擊艾滋而戰是他們自己的權利，惟有這樣一切才能成行，只有那時，檢測、宣傳畫和安全套才能引起人們的重視。

　　皮奧特在馬熱戈見證了該模式的成功，1992年前，他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多次驗證了自己的觀點。在歐洲和美國，同性戀者主動走上街頭，宣傳更安全的性活動以及接受更好的預防治療。在烏干達，當地一個名為TASO的支援小組組建了一個全國性的網絡照料患者和艾滋孤兒。在印度卡爾科塔，一樣貧困的妓女也象內羅畢的性工作者一樣團結起來，爭取更安全的性交易。

　　世界衛生組織能夠把這些成功的模式推廣到全球各地嗎？曼的接任者請來皮奧特負責艾滋病防治工程的工作后，皮奧特收起了做研究用的試管和工具，來到日內瓦看能否實現自己的設想。

　　1992年，皮奧特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后，艾滋病防治工程依然沒什么進展，但人們開始討論一個大膽的新想法。當時，每年因艾滋病而死亡的人數已增加到100萬，聯合國中有數個不同的機構都在推行各自的抗艾努力，但還沒人協調他們的工作。新想法就是把世界衛生組織的防治努力擴展到更廣的范圍——組建專門的聯合國防治艾滋病工程(UNAIDS)，該組織不隸屬于任何機構，但能領導所有的防治艾滋病機構，以協調各方的努力。

　　曼的繼任者邁克爾·梅爾森醫生努力推行該計劃，并于1994年尾得到了聯合國的批準。在理論上，全球防治艾滋病的努力進入了一個新時代。現在擔任耶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梅爾森說：“我想我們能調動整個聯合國大家庭的努力，合理安排對性工作者的宣傳、藥物使用以及防治計劃。”皮奧特對該工程也十分熱心，在對當時6個比較著名的抗艾滋病斗士進行選擇后，聯合國最終任命他為該工程的負責人。

　　但是，開頭的好局勢并沒有持續多長時間，阻力來自四面八方。支持新工程的國家對如何控制防治艾滋病的成本比如何讓該工程的展開更感興趣，提供主要援助的美國和英國尋求把預算控制在4000萬美元之內。聯合國內的氛圍也毫無友好可言，聯合計劃的參與組織小心翼翼地防止自己的艾滋病款項被削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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