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遷經濟與城市命脈

　　連續不斷的拆遷被認為拉動了房地產發展，房地產開發投資已超過全市全社會投資比重的一半。

　　被拆遷居民對商品住房的需求約占全市全年住宅銷售總面積的1/3，被認為是“重要而且比較穩定的有效需求量”。其背后眾多居民被迫負債買房的現實，卻暗示了社會財富的轉移。

　　層層分稅的體制加上財權與事權的倒掛，使基層財政約束變硬。僅占地方財政收入1/4的區級財政，承擔著行政開支、社會管理、公共服務以及資金需求量巨大的危舊房改造。

　　易于推進區域水平分工的不動產稅尚未開征，地方稅收以營業稅為主體，做大經濟規模成為多方一致的方向，不但助長各城區經濟同構惡性競爭，還使對“土地財政”的欲望高溫難降。

　　“祈年大街受天壇世界文化遺產規劃限制，發展受阻，”這是一位區干部去年在一份研究報告中的表述。

　　在全市行政區域之內，北京舊城乃彈丸之地，卻擁擠著4個飽含發展激情的區級政府。

　　雖然新的總體規劃提出“打破舊城行政界限，調整與歷史文化名城保護不協調的行政管理體制”，但近年來被寄予厚望的將舊城四區合一的設想未有下文。

　　總體規劃已明確提出調整城市結構的目標，但大規模的建設還是在中心城內發生，外移城市功能尚無具體動作，因拆遷而被驅至郊區的低收入人群，正在加入城郊之間更為洶涌的交通大潮，生活與就業成本加大，城市運行成本高筑。

　　在這個意義上，北京舊城內每一個四合院的留存，都是落實城市結構調整的行動。

　　形勢仍不明朗。較之以往，北京市近年來在舊城保護方面也傾入了更多的力量，出臺了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條例、鼓勵單位和個人購買舊城歷史文化保護區四合院的規定、舊城歷史文化保護區房屋保護與修繕的規定等。

　　在一些地方推行的四合院“微循環式”改造，采取居民以院落為單位自愿申請和房管部門推薦相結合的方式進行，也頗受好評。

　　可推土機又蓄足了馬力。吳良鏞4月20日在他的恩師梁思成誕辰105周年的座談會上感言，“每一個民族的文化復興，都是從總結自己的遺產開始的，我們總不能給后人只留下一個故宮吧？”

　　(來源：《瞭望》，作者：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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