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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于一個社會的公正秩序而言，讓每個就業者的自由得到平等尊重，讓每一個就業者的權利得到平等保障，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勞動模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哲學命題的產物。

　　文明離不開人的努力。但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勞力者不被認為是多么高尚的事情。到了20世紀中期，“勞動”才在中國被上升到一種神圣的地步，尤其是最原始的體力勞動。導致這一轉變的是一個哲學命題：勞動創造人類。于是，每個渺小的個人通過勞動歷史、文明及人類的終極命運建立了一種神秘的聯系。當時國家的政治安排則使得勞動被化約為最底層民眾的簡單體力勞動。

　　這確實是一種全新的觀念，這種觀念與制度安排讓那些從前無人關注、從事體力勞動的普通民眾產生了強烈的自豪感，并從普通工人中涌現出一批又一批勞動模范，他們成為50年代全社會的英雄。

　　作為一種動員工具的勞模

　　但從經濟學角度看，勞動模范評選活動其實是那種體制下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一種必要的資源動員手段。

　　當時實行的計劃體制、及國有企業，從根本上是缺乏效率的。因而，經濟增長只能依賴要素的大量投入，甚至是不計成本的投入。而從事簡單勞動的體力勞動者是當時最現成的要素資源。而且，在那種大鍋飯體制下，促使個人努力工作的激勵是匱乏的。

　　評選勞動模范，提高體力勞動者政治地位，則可以同時解決這兩個問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第一，更多勞動力被投入到經濟活動中，尤其是婦女被從家庭中動員出來，整個社會的勞動參與率大幅度提高；第二，通過勞模的激勵作用，維持人們的勞動熱情，并大幅度延長人均勞動時間。于是，在當年生產效率并無顯著提高的情況下，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

　　正因為此，在那個建設的年代，勞動模范對于國家實現其政治與經濟目標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國家當然也給予他們以令人羨慕的榮譽，經常也給他們以豐厚的獎勵。在個人榮譽、社會地位和經濟收入直接與其在權力體系中的地位完全對應的體系中，這種獎勵通常就是“提干”。

　　很多勞動模范從普通工人，甚至是那個時代的“農民工”，成為工廠里的干部——在當時的公有制經濟下，工廠里的干部就是國家干部。而隨著他們從工廠的勞動模范一步步地升格為省、部、甚至全國勞動模范，其中不少人順理成章地成為政協委員、人大代表或工、青、婦組織的領導人，有的甚至進入黨政機關，成為嚴格意義上的國家干部。

　　這是不少勞動模范的仕途之路。他們中最成功的人士甚至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這種獎勵模式一直延續至今。其中某些人也曾經在歷史的風雨無常中遭遇過沖擊，比如，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們中有些人被指責為“工人貴族”。到了80年代以后，權力更容易商業化，因而，在權力不受約束的官場，走入仕途經常會誘惑那些勞動模范走入人生的歧途。一些從勞動模范起家的人大代表、黨政干部也在貪污腐敗、濫用權力。

　　當然，這類勞動模范畢竟是極少數。進入仕途的機會是稀缺的。

　　事實上，為了確保企業的生產效率，政府也不可能讓勞動模范都脫離原來的勞動崗位，政府還指望這些勞動模范給其他工人起帶頭作用——在國有體制中，普通工人似乎總有偷懶的強烈動機。大量“級別”比較低的勞動模范，仍然在生產活動的第一線從事普通勞動。

　　正是他們，從80年代、特別是90年代以后，強烈地感受到了社會結構與價值觀變動的沖擊。

　　勞動模范的三重沖擊

　　這種沖擊其實有三個。第一是知識對于勞動的沖擊，第二是市場體制的沖擊，第三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沖擊。

　　誠如秦暉先生所說，中國50年代的經濟模式并不是嚴格的蘇聯模式。蘇聯模式強調專家治廠，推行的是廠長負責制，強調專業人員在企業經營、管理、生產中的作用。中國模式則帶有更強烈的軍事共產主義色彩，更強調政治與道德動員手段，評選勞動模范、并將其樹立為社會的楷模，就是中國式經濟增長的一大特征。強調專業知識與強調道德境界這兩種理念，在中國一直存在沖突，表現為圍繞著紅與專的長期辯論。

　　從70年代中期以后，知識——包括管理專業技能和技術知識——在社會福利分配過程中的權重越來越大，這里所說的福利是廣義的，既包括工資收入，也包括榮譽、社會地位及提干、提拔的機會。執政黨通過對政治理論的改造，將勞動者的范圍大幅度擴展。

　　到80年代，國家對企業放權讓利，而國家所放棄的權力，歸企業管理者享有；企業所獲得的利潤，當然也是由企業管理者所支配。

　　因此，從80年代開始，勞動模范中，工廠管理者、專業技術人員及知識分子的比例大幅度提高。而且，因為他們掌握著專業知識，因而，他們通過勞動模范榮譽獲得政治升遷的可能性，遠遠大于那些同樣是勞動模范的普通體力勞動者。對于后一類勞動模范來說，世界已經傾斜了。

　　更大的沖擊還在后頭。勞動模范是國家控制經濟時代，國家用于動員勞動力投入、提高勞動參與強度的一種手段。勞動模范完全出自公有制企業，而這類企業先天存在效率缺陷，多是靠著包括評選勞動模范在內的種種手段，才勉強維持著其生存。到了90年代，這些企業終于大面積陷入經營困境，無法繼續維持生存。政府不得不進行改革，安排這些企業關停并轉，破產倒閉。對于普通勞動模范來說，世界真正地變化了。

　　那些掌握著知識的勞動模范們毫無困難地就與市場接軌了。他們依靠管理知識或專業知識，在市場中照樣可以獲得收入、榮譽與社會地位。事實上，到90年代以后，格局已經倒轉：勞動模范的榮譽不過是對在市場和科學技術領域中取得成功的人士的錦上添花而已。沒有這一榮譽，他們仍然是明星，其人生幾乎不受任何影響。

　　但那些就業于國有企業、身為普通勞動者的勞動模范，境遇則大受影響。國有企業進行調整改革過程中，并沒有為他們特別地設計一個避難所。他們跟普通工人一樣被工廠管理層和相關政府部門按照自己的原則處置。于是，他們中不少人下崗待業，甚至失業。由于國有企業的衰落和倒閉，他們的社會福利也大幅度減少。

　　勞動節應成勞動者權利節

　　國有企業工人、尤其是勞動模范們的一些抱怨是可以理解的，但平心而論，他們之所以跌入目前的處境，其實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因為，這種榮譽本身是一個缺乏自我維持力量的經濟體制內部的一個輔助性動員裝置。之所以需要這個裝置，僅僅是因為整個體制是低效率的，因此，必須靠權力的介入，通過自上而下的評價體系，以道德與政治榮譽來激勵工人努力工作。過去評選勞動模范是低效率經濟體制在別無選擇下找到的一種替代性激勵機制。

　　今天的市場體制盡管還遠沒有達到健全的程度，但效率已大幅度提高。其秘密正在于其有效的激勵機制。在這種體制中，勞動已經褪去了其政治與道德色彩，而成為一種單純的謀生手段。

　　在勞動模范是英雄的時代，只要拼命地勞動，就能獲得政府的表彰。那時重要的是勞動態度。但市場中，一個人的勞動與其收入之間并不存在線性關系。問題的關鍵是，你的勞動能否滿足他人的需求——在企業內部，就是生產組織的需求，就一個企業來說，就是消費者的需求。一個人僅僅因為運氣好就獲得一大筆收入，另一個人辛苦工作20年才獲得那筆收入，兩人收入之正當性是完全等值的。社會所肯定的已不再是勞動或者說勞動態度本身，而是一個人不管通過何種手段——只要不違法、也合乎道德——帶給他人的價值。

　　也正因為此，人們在各個方面的創造性被激發出來，50年代所表彰的勞動模范們的那種狹隘的“勞動”，只是能給社會帶來價值的種種手段中之一種而已。而現在，即便是從事體力勞動的人們，也都在市場壓力下，自發地具有積極工作的勁頭，包括評選勞動模范內在的那套政治和道德性激勵手機制已經無足輕重了。每個人都在拼命工作，不是因為他們可以因此獲得國家的道德表彰，并因此而獲得政治升遷，而僅僅是因為，他這樣做，市場會表彰他，讓他獲得成功和財富，并因此而獲得榮譽、地位。這套機制每個人認真地對待自己的工作，通過服務于他人增加自己的收益。

　　因此，今天，在勞動問題上，政府所應關注的，不應再是勞動態度問題，是勞動激勵問題，而應當是勞動的制度環境問題。

　　面臨市場壓力，每個人都愿意最有效地勞動，問題是，社會是否平等地保障了每個人的就業自由和權利？是否保障了每個人獲得必要之勞動條件？其獲取報酬的權利又是否得到保障？其實，今日不少勞動模范的境遇惡化，在相當大程度上正是因為，在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普通工人的權利未能得到充分保障，工人缺乏對國有企業的控制，缺乏對產權交易談判的監督，從而使他們的不少正常權益被企業管理層和政府有關部門犧牲，以換取經濟效率。更不要說，農民工、新興工人的權益，更是缺乏有效保障。

　　勞動節在勞動模范最榮耀的時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節日。在今日中國，勞動節已被熱熱鬧鬧的假日經濟所吞沒。勞動節從凸顯勞動光榮、勞動神圣的政治性安排，一下子變成了消費狂歡，這種跨度未免也太大了。

　　也許，我們所需要的，乃是恢復勞動節的正常含義。勞動節在美國起源于工人對于自身自由與權利的訴求。在邁向市場化的中國，勞動節也應當成為工人權利節。

　　在這個時代，已經沒有必要把勞動政治化、神圣化。對于市場來說，每個就業者具有基本的職業倫理就足夠了，但對于一個社會的公正秩序而言，讓每個人就業者的自由得到平等尊重，讓每一個就業者的權利得到平等保障，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