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每年有上萬名村支書來到這個“中國第一村”接受“培訓”，但他們能從華西學到什么？華西模式能否復制出中國新農村的未來？

　　2005年歲末，已宣布隱退足有兩年，原江蘇省華西村黨委書記吳仁寶又一次成為焦點。

　　吳仁寶——這三個字首先和“天下第一村”華西村聯系在一起。他曾掌舵華西村近半個世紀，從1957年的計劃經濟時代一路走來，直到2003年卸任。“沒有老書記，就沒有華西村”已是一句名言。

　　華西村被稱為全國農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典型。2005年實現銷售收入307.8億元。就個體而言，吳仁寶自己介紹說：“衣、食、住、行樣樣全。特別是從‘行’來說，華西有600多輛轎車，最少的人家1輛，最多的人家3輛。”

　　2005年12月25日，被稱為“一位農民的新聞發布會”在江蘇省江陰縣華西村召開，78歲高齡的吳仁寶是唯一主角。發布會漸入尾聲時，吳仁寶突然又掀起了一個高潮——他將連續五年開辦“全國萬人村支書交流班”。

　　有媒體將其形容為“吳仁寶的村支書黃埔軍校計劃”。在此計劃正式展開之前，首先興起的是一輪學習吳仁寶熱潮。

　　2006年3月30日，新華社發出通稿，宣布華西村將在4月開始啟動培訓計劃。其中省內村支書培訓3天，省外村支書培訓5天。

　　在“新農村”的舞臺上，“吳仁寶”和“華西村”成為最耀眼的明星。

　　那么，到華西學什么？怎么學？“吳仁寶”是不是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鑰匙？

　　低調的“交流”

　　“村官培訓”——無錫市委宣傳部的官員都這樣命名吳仁寶的“黃埔軍校計劃”。事實上，培訓已經展開了12年。2005年10月，新華社報道中，華西村黨委書記吳協恩說：“從1994年至今，我們已為全國各地培訓了2萬余名村干部。”

　　吳協恩是吳仁寶的幼子，雖然已上任兩年，仍然被村民和村干部稱為“新書記”，以此和“老書記”吳仁寶區別。

　　現在的華西村內，無論是新老書記，還是其他村官，都強調兩個字——“交流”，閉口不談“培訓”。3月27日，在先期啟動的“部分村書記交流開班式”上，吳協恩這樣說：“孔子言：‘三人行，必有我師’。應該說，我們有我們的經驗，你們有你們的經驗，只有結合起來，取長補短，才能更好地相互學習、共同提高。”

　　這一期培訓，針對5省共251名鄉村干部，分別來自遼寧葫蘆島、內蒙古翁牛特旗、黑龍江雙鴨山、湖北赤壁和河北涉縣，各有30至60人不等。各團的差旅費由各自政府提供。除內蒙古團之外，華西村也收取了每天每人一百元食宿費，同樣由各自政府支付。因此培訓并不是免費。

　　培訓的日程安排中，前三天除了吳協恩和吳仁寶各做一次報告，其余時間都是在華西工業園區、公司和公園景點參觀。第四天全天為分組討論，最后一天集中發言，各組小結匯總。

　　吳仁寶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全國近80萬個村，確實有些村比較困難。所以，他們來看看也好。在這里擴大一下眼界，這里本來就是農村，看看原來的華西現在變成了什么樣子。第二，他們來交流，可以交流到對他們適宜的發展方式，實事求是的發展辦法。目的是對照自己怎么發展。”

　　“那么，既然是‘交流’，華西村從中得到了什么呢？”記者問。

　　吳仁寶回答道：“第一，華西人民看到一萬多村支書吃住都由我們來，看到我們村黨委為全國人民服務，也會有一種思想上的共同提高。第二，我可以聽到全國的信息，了解全國，同時知道合作意向，可以雙贏。”

　　“南大寨”和地下加工廠

　　“華西之路”是華西村內特設的陳列室，介紹華西村的發展歷史。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華西以農業學大寨為典型。大寨精神，以周恩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歸納最為精確：“大寨大隊所堅持的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

　　華西村提供的宣傳資料上提到，當時有一句口號為“北有大寨、南有華西。”吳仁寶帶領群眾繪制了《華西大隊學大寨十五年發展遠景規劃圖》，計劃從1965年起，平整土地，進行農田水利建設，分三階段建成“噸糧田”。此規劃提前7年，即于1972年完成，因而成為“全國農業先進單位”。

　　“大寨典型”的背后，卻是另一番景象。

　　1961年10月，吳仁寶為書記的華西大隊，將隔河的向陽大隊的大石磨買下。一則解決農民已經無力推磨的困難，二則對外加工面粉、飼料，收加工費。這個石磨，打下了華西村工業化的基礎。

　　至1969年，吳仁寶又辦起了地下五金加工廠。多年之后，吳仁寶已經能笑對當年的艱難起步。1992年，他就對媒體說過：“辦工廠是資本主義，正在批資本主義，怎么好搞資本主義呢？我們偷偷地辦了個工廠，是個五金廠，不給外面參觀的人看。首長來了，我們就把工廠的門鎖上，讓工人出去，首長走了，就讓工人回來加班加點地干。”這段話，在華西村的不同宣傳材料中也都出現過。

　　“新書記”吳協恩在“交流班”的講話中承認，至1978年，華西的工業產值已達到69萬元，銀行存款100多萬元。另有資料表明，早在1976年，華西村的工副業已達28.2萬元，占全年總收入的54.4%。

　　華西村的各種材料都證實，70年代之前的這段地下經營，集聚了的華西村“第一桶金”。

　　一位來自黑龍江雙鴨山的老村支書看到這一史實時大為震驚。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那時是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時候，以糧為綱。這可不是假的啊！70年代黑龍江就有個馬榮祥，也是村支書，搞地下工廠。結果被槍斃了，罪名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華西這條路怎么就能走出來呢？”

　　這位老支書說，他在農村也干了整整幾十年，僅此一點，他就對吳仁寶非常佩服，也很羨慕華西的政策空間。

　　吳仁寶的資源

　　江蘇省委黨校的馮治教授潛心研究華西村20年，他提出農村發展的四大資源，也許是一種有效的分析工具。馮治說，這四大資源是：“經濟資源”(包括自然資源、資金)“政治資源”“文化資源”和“社會資源”。

　　“光有一項或者幾項是不夠的。如果只有經濟資源，沒有政治資源，那么各地干部來吃拿卡要，這經濟資源就沒了。”馮治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而且，如果處理得好，資源可以互相轉化。華西已經有了一種良性的內部循環。”

　　以此來分析吳仁寶，可以看出吳已經是一位善于轉換資源的頂級高手。但是吳在何時，用何種方法完成這一修煉，至今仍是一個謎。吳仁寶歷任的最高官位為江陰縣委書記。

　　華西村的宣傳資料說，華西村的飛躍，主要是吳仁寶數十年來堅持艱苦奮斗的結果。直到改革開放之后的1985年，吳仁寶受到大邱莊的激勵，還是以學大寨的苦干精神，率領華西村村民用三年時間就完成了從產值2000萬到億元的轉變。

　　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吳仁寶立即判斷將有經濟起飛，第二天就向無錫市委申請了1千萬元貸款。吳仁寶的長子吳協東公布的數據是：“村里當時購進的鋁錠6000多元／噸，3個月后就漲到了1.8萬多元／噸。”華西村此次動用了多少資金，如何籌措，最后又賺了多少錢，至今仍是個謎。

　　“一個村集體企業能夠貸款千萬元，它的政治資本肯定已經到一定當量了吧。”一位來此交流的村干部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話的時候，表情很復雜。他說，家鄉的農村，村級信用社這類金融體系的主要作用是從農村“抽血”，而不是“輸血”：“很多次了，信用社向農民貸款，應該一年期的，卻不到一年逼著農民還錢。因為他們要發工資，要開支。于是逼著農民把糧食賤賣，甚至虧本賣。而我們的農民基本是沒有積累的，不向信用社借錢，這地就沒法種啊。”

　　馮治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吳仁寶對于宏觀形勢的判斷，基本都是正確的，華西就沒走過什么彎路。馮將此解釋為吳仁寶善于學習，與時俱進。也有一位參觀學習的鄉黨委書記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他的判斷卻是：“上面肯定有支持。”

　　他舉出華西村的宣傳資料中一個故事佐證：1996年，華西村的趙毛美在山西出差遭遇車禍，生命垂危。吳仁寶給高層打電話，請求部隊派飛機將傷者送到上海醫治。

　　吳仁寶治村

　　和禹作敏等流星不同，吳仁寶被稱為“不倒翁”。吳仁寶在交流會上說：“我有個體會，華西要說成功的經驗，主要是按中央的精神，根據華西的實際去辦，走自己的路。”

　　吳仁寶是個語言大師，言談中的所有核心詞匯都來自中央精神，但大都經過了他的精心解讀。

　　比如“科學發展觀”，吳仁寶的理解，發展最科學，不發展最不科學，有效發展最科學。

　　華西村中心，大喇叭不間隔地播放著歌頌華西村的錫劇，舉目便是高處懸掛的“吳仁寶語錄”。

　　吳仁寶的高度權威自然還體現在分配制度。按照華西村黨委外宣人員介紹，華西村村民能夠得到的收入分為三塊。第一塊是工資，華西村的工資不高，每月最高不過1000元，每月只能得到一半，年底發齊；第二塊是獎金，根據各個廠和單位的效益不同，各自計算之后下發，但是只發20%，剩下的作為干股，放在集體入股；第三塊是股份的紅利，每年可以至少有5%的現金收入。

　　華西村發汽車、發別墅，其實是村民提出申請，用集體資產中的家庭股份進行充抵。這些“發”的汽車、別墅，村民都只有使用權，沒有產權，因為它們來自“干股”。

　　“干股”是不能流通，不能變現，也不能帶走的。如果村民要離開華西，視作放棄股份處理。這自然是最受爭議的部分，尤其當保護私有財產寫入憲法之后。

　　馮治教授從另一個角度提出了他的解讀：“中國農村處于普遍貧窮之中。拿著錢的就是富裕的高地，比如親戚朋友來借一點什么的，錢很容易像水流一樣分散了。吳仁寶說，你們的親戚來罵，就罵我吧。華西的特點就是把錢留下了，用農民的小錢集中起來，成為集體的大錢。”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和數位華西村村民做過交流。他們都搞不清自己家有多少錢，因為都在集體里。至于房產、汽車，他們也都是簡單的一句：“集體發的嘛”。雖然在“華西之路”的展廳里，每家每戶的財產都公布出來，他們都看到過，不過沒有人能記住那個數字。

　　與股權不變現一樣被質疑的，是華西村的勞動時間。無論是誰，吳仁寶、還是其他干部或者普通村民，華西村是沒有周末和一切法定假期的。尤其是煉鋼廠等效益最好的支柱企業，所有員工每天8小時三班倒，但是機器不會停。華西村將此歸結為“艱苦奮斗”。吳協恩說：“老書記每天工作12小時以上，實際遠遠超過這個數字。50多年，他實際上已經干了100多年！”

　　很多來“交流”的村支書說，對于吳仁寶的“執政能力”非常欽佩。而吳仁寶的回應則說，要建立長期行為：“你最起碼同我一樣當滿48年書記，一定比我更好。”

　　私下交流的時候，幾位村支書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自己被選上之后，第一年忙活的事情是到上面各個部門去跑，至少要混個臉熟，否則這工作就沒法做；第二年可以做一些事情，但是計劃剛剛出來，第三年就得準備下一次選舉，長效機制的建立，真的很難。

　　“一定要實事求是”

　　吳仁寶對各種中央精神大多進行了自己的解讀，被他全部接受的，就是“實事求是”。

　　他認為，華西村能走到今天，抵擋住了各種壓力，就是因為他“實事求是”：“我的看法，搞‘一刀切’是搞不成的，只有從實際出發。中央說‘宜統則統，宜分則分’。我們是宜統的就統，那人家宜分的就分，分也對，統也對。”

　　內蒙古一位村干部曾經主動來找記者交流，第一句話就是：“一定要實事求是地說，你覺得這里還是農村嗎？”

　　村支書們面對的華西村，是個已經不適合步行的“大華西”。“三農”學者溫鐵軍稱之為“工業化園區”。2001年以來，華西村陸續兼并了周圍16個村，從0.6平方公里規模擴充為30平方公里，稱為“大華西”。這并不是華西模式的復制，因為進行統一規劃，各周邊村的農民以土地換取了華西村的保障待遇，他們正在陸續向中心村進行搬遷。有媒體分析說，華西看重的，是數千畝土地，能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這個大華西中，存在著三種人，第一是老華西的村民，享受最高的福利待遇，約2000人；第二是周邊村村民，28000人，待遇比老村民略差，因為他們在集體中的積累少；第三是以老華西為核心的2萬名外來工，除了工資再無收入。

　　如果以老村民為統計，他們和外來工的人數比為1：10。在整個華西，農民早已變成開車上班的工人，真正的農民是來承包農業的外來工。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能“一刀切”嗎？來“交流”的村干部能學到經驗，把家鄉建設成華西嗎？無論是吳仁寶，還是華西的村黨委書記，甚至是“交流”干部都說，不可能。

　　華西村曾在寧夏和黑龍江各建立了一個“省外華西村”，總耗資近億元。華西黨委負責人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兩個村都是華西出人出資，到當地進行建設，搞的也是工業。到目前為止，學習華西并未出現一條“自主創新”的道路。

　　結合記者采訪的十幾名村支書，其所在農村大致狀態是：普遍貧窮，家庭沒有積累，農業收入無法維持生活，只能依靠打工補貼，勞務輸出占全村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各個村集體或多或少有負債，并且村一級財權被空心化，取消農業稅之后，村干部工資靠上級撥付為主；而原來積累下來的干群矛盾并沒有緩解。

　　在“交流”第四天的全天分組討論中，《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旁聽了河北涉縣的分組會。所有村干部輪流發言，集中于“學習華西艱苦奮斗的精神”，而落到實處的具體計劃則寥寥。只有極少數幾位村支書說，“實事求是”地為老百姓做些具體的事，比如修橋修路、繼續發展多種經營。原定一天的交流會，僅上午3個小時就結束了。

　　私下里，村支書們都表示悲觀的態度。湖北赤壁一位村支書說，他認真讀過李昌平的《我向總理說實話》，感同身受。相對于2000年，現在的狀況正在變好，但是原來的問題，大部分依然存在。另一位村支書說得更加尖銳：“關鍵其實是大氣候。我們需要的第一是空間，第二才是資金之類的支援。”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朱雨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