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二萬五千里”的里程是如何計算出來的

　　我們知道，紅軍先后曾有4支隊伍從不同地點參加了長征。中央紅軍(后改稱紅一方面軍)是其中的一支，于1934年10月10日由江西瑞金等地出發，1935年10月19日到達陜西吳起鎮(今吳旗縣)，行程達“二萬五千里”。那么，“二萬五千里”這個說法是從哪來的呢？

　　1935年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12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到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只腳，長驅二萬余里，縱橫十一個省。”毛澤東根據什么說紅一方面軍長征有二萬余里？他是怎么算出來的？

　　老紅軍李中權將軍回憶，1937年他在抗大學習時，親自聽毛澤東在大會上講的。毛澤東的算法是從1934年10月出發到1935年10月結束，以每天走70里，共25550里，略為二萬五千里。

　　1937年2月編好的《二萬五千里》一書有5個附錄，前面提到的《紅軍第一軍團經過地點及里程一覽表》后專門有說明，說明指出一軍團直屬隊：“除休息外，行軍作戰時間，1934年10月12天，11月24天，12月24天，1935年1月22天，2月26天，3月24天，4月30天，5月27天，6月23天，7月10天，8月14天，9月16天，10月19天。”作戰的時間加起來共271天。如果以每天紅軍行軍70里，271天應走18900里，可是編者卻將書名定為《二萬五千里》。這是為什么？

　　毛澤東在長征中并不是天天行軍。如紅軍1935年1月7日占領遵義，中央在此停了12天。紅軍7月底到達四川松潘，到8月底才離開北上過草地，停留了近1個月的時間。這是兩次大的停留，僅這兩次有一個月的時間。毛澤東對此是很清楚的，他為什么計算里程時沒有將此天數扣除？

　　毛澤東在計算里數時，為什么不扣除休息的天數呢？因為他知道中央機關是紅軍中走路最少的單位。作戰部隊除行軍外還要打仗，打仗要占領有利的地形，更多地消滅敵人，就要不斷奔襲、迂回。作戰部隊走的路常常是機關、后勤部隊的幾倍。

　　這里僅舉一例：紅軍為突破第一道封鎖線，三軍團四師和先頭部隊十一團占領古陂圩后，敵人撤退逃跑，十一團和十二團乘勝追擊，張愛萍回憶：“敵人不顧命地逃跑著，我們也不顧一切地猛勇跟著追。”“一口氣追了七十余里，終于追到安息圩。”敵人繳械后，他們再返回追紅軍大部隊，一去一回起碼140里。

　　長征的艱苦程度是曠世未有，而野戰部隊走的路程和艱苦更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斯諾和索爾茲伯里都有類似的論述。

　　部隊的這些行動都是奉軍委之令，毛澤東對此一清二楚。他知道在中央停留時，作戰部隊一直在運動，作戰部隊行軍的里數路線遠遠超過中央直屬隊。所以他在計算紅軍長征里數時，沒有扣除中央機關停留的時間。

　　最早進入陜北的斯諾，于1936年秋采訪了許多長征干部，看到《紅軍第一軍團經過地點及里程一覽表》。他說：“紅軍自己普遍總說是‘二萬五千里長征’，其實連所有的轉折和走回頭路都算起來，從福建最遠的一點到陜西的西北隅，長征軍中的某一些部隊所走的路程無疑地要超過上述的數字。照第一軍團所記的一個準確的，一段一段的旅程計，顯示了全部路程兩倍于美國大陸的寬度———而且這還是主力行軍中的最小的里程。我們必須記著，在全部旅程中，都是步行的，他們這樣地跨過了世界最難走的通道，爬越了幾個最高的山嶺，橫渡了亞洲最大的河流，而且從頭到底就是一個長久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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