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3月17日電 《瞭望》周刊刊載文章稱，盡管“幸福”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在中國的現行體制下，政府必須并且有能力從影響人們幸福的外部因素入手，提升人們的幸福度。文章說，中央提出“和諧社會”，地方政府隨之將幸福指數納入評價指標體系，“體現了當前執政理念的變化。”

　　全國人大代表孫清云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對幸福的追求是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重要動力。發展經濟是增強幸福的手段，而幸福才是目的。追求人民的幸福快樂，是以人為本的重要體現。”身為西安市市長的孫清云知道“幸福指數”這個新鮮名詞才一年，就把它變成了整個西安的熱門話題，今年初西安市“兩會”期間，孫清云在西安市《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大力提高全市人民的幸福指數”。這還緣于2004年的一次“中國六城市幸福感測試”，測試的結果說，全國六大城市的幸福指數從高到低依次是：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漢。

　　“因為經濟落后，我們原來都有點自卑，沒想到西安百姓的幸福指數竟然排在上海前面。”這使孫清云及許多西安人深受鼓舞，也促使他們對政府的執政理念和老百姓的“幸福感”問題進行了一番研究。孫清云說，過去我們的政府工作報告通常是政府在自言自語，按政府的想法做事，現在要從老百姓的需要出發，看老百姓是不是“稱心如意”。讓老百姓稱心如意，就得密切關注各項重大政策對人們整體幸福感的影響、關注城鄉居民幸福感的差異和走勢、關注社會不同利益群體幸福感的狀況，充分考慮發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人們幸福度的協調與統一。”

　　在他看來，衡量社會和諧與否，一個GDP指標還遠遠不夠，反映人們主觀生活質量的“幸福指數”可以彌補不足，用以標示社會的全面進步。

　　文章指出，有西安這樣“前衛”做法的政府已經不止一家。今年北京兩會期間，北京市統計局局長崔述強也透露，今年北京將開展幸福指數研究，推出一套幸福指標體系，并將其納入和諧社會指標評價體系中，將“幸福感”作為衡量北京社會和諧與否的一個重要指標。“市民對生活境遇、工作境遇等的滿意度都可能成為幸福指數。”

　　此前還有杭州市在“十一五”規劃中提出力爭成為幸福程度高、生活品質優的“和諧杭州”；更早還有2005年4月，深圳市將“關愛指數、幸福指數、人文指數、安全指數、誠信指數、環境指數、廉潔指數”等指標列入到該市的“城市文明指數”中。

　　“這是一種進步”，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NGO研究所所長王名認為，“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原有的收入等‘硬指標’已無法反映人們的精神需求和心態差別。提出‘幸福指數’這個概念，正在把原來追求的‘GDP至上論’轉向更多元的評價標準。”

　　孫清云坦言，西安市目前還未制訂出一整套衡量“幸福指數”的指標體系，但“它的意義在于發展方向的轉變”，孫清云說，“我們探索的方向是努力成為真正的平民政府，將工作做得更深，更細，細到老百姓的心里。”沒人能改變他人的內心，但至少能為他人創造良好的環境。這是西安提出“幸福指數”的出發點，也是“十一五“規劃突出民生主題的出發點。這是一個轉折。

　　王名認為，中央提出“和諧社會”，地方政府隨之將幸福指數納入評價指標體系，“體現了當前執政理念的變化。”2005年，中央開始實行和將陸續出臺一系列的相關政策和措施。包括：取消農業稅；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調整土地征用價格；積極擴大就業，加大就業培訓的力度；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解決拖欠農民工的工資問題；加強社區建設；擴大農村養老保障的試點；制止教育亂收費；對農村困難家庭子女的義務教育實行“兩免一補”(免雜費、免書本費、補助寄宿生生活費)；繼續完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積極推進非公企業的工會建設；加強反腐敗，加強對中央和省級權力部門的審計監督；嚴格稅收監管，調整個人所得稅的起征線；等等。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李培林指出，這些關系民生、民計、民權、民情、民心的政策和措施，使和諧社會建設取得明顯進展。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所長景天魁認為，中央的執政理念正在進行轉變，并且轉變非常明顯。“政府的行動將為提高人們的幸福感提供外部條件。”(戴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