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 筆名皇甫平，1939年10月生于浙江省平陽縣。曾任《解放日報》評論部副主任、主任、編委、總編助理、副總編輯、中共解放日報委員會書記兼副總編輯、《人民日報》社副總編輯等職。

　　1991年以“皇甫平”的筆名，主持撰寫《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評論文章，引起海內外廣泛反響

　　堅持改革方向的堅定性、改革決策的科學性、改革舉措的協調性、改革利益的普惠性有機統一

　　新京報：今年全國兩會期間，胡錦濤總書記在參加上海代表團審議時指出：“要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進一步堅定改革的決心和信心�！鄙鲜鲋v話有哪些現實意義？

　　周瑞金：我認為，胡錦濤總書記在目前形勢下就改革問題做出鮮明的表態，要“毫不動搖地推進改革開放”，意義重大。

　　一是目前改革開放事業面臨一個“拐點”：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我們面臨著一些新的矛盾和問題；這些新的矛盾和問題引起了大家的關注。在今年要制定和執行十一五規劃的關鍵時候，中央領導強調要毫不動搖地推進改革開放，我認為這是對前一段時間以“反思改革”為名否定改革思潮的鮮明回答，表明了中央鮮明的態度。

　　二是黨中央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理論，而進一步推進和深化改革開放才能夠實現科學發展；也只有在科學發展的基礎上，才能夠構建和諧社會。所以“在新的起點上推進現代化建設”，從根本上來講還是要靠進一步改革開放。

　　三是“建設創新型國家，走自主創新的道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等話題在這次“兩會”上反響非常熱烈。無論是建設創新型國家、走自主創新的道路，還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構建和諧社會，都離不開科學發展；而要科學發展，就需要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

　　新京報：您怎樣理解胡錦濤總書記的這個講話？

　　周瑞金：我認為他的講話包括了堅持改革方向的堅定性、堅持改革決策的科學性、堅持改革舉措的協調性、堅持改革利益的普惠性這四個方面，并且將它們有機結合了起來。

　　這就非常完整地回答了我們“怎么來堅持改革開放”的問題。

　　新京報：“改革利益的普惠性”與“全體人民共享改革成果”是怎樣的關系？

　　周瑞金：所謂改革利益的普惠性，就是使大家能夠通過改革得到利益，從而動員更多群眾直接參加、投入到改革開放中來。這與“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目前新階段改革產生的問題，也就是大家意見比較多的、關系廣大民生方面的新矛盾、新問題，比如說義務教育、醫療衛生、廉價住房、環境保護、社會治安、司法公正等等。我概括為社會公共品的供應問題。今天(14日)溫家寶總理在回答記者提問時也特別強調了這一點。

　　所以我們應當明確，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一定能夠在深化改革中解決；也只有靠深化改革，才能夠正確解決這些問題。

　　警惕以“反思改革”之名行“否定改革”之實

　　新京報：今年年初，您的《改革不可動搖》一文發表后引起了很大反響，很多人寫文章參與這場討論。撰寫這篇文章之初，您是否有所預料？

　　周瑞金：引起這么大的反響，我事先還是沒有料想到。我發現從2004年以來，關于改革的討論越來越集中；對改革中一些問題，大家意見比較大；甚至有一種以“反思改革”為名來否定改革的思潮。這不能不引起我的重視，所以才寫這篇文章。

　　新京報：也就是說，這篇文章的指向不是“反思改革”本身，而是借此來反駁否定改革的思潮？

　　周瑞金：是的。我當然不是說改革不要反思———畢竟，這篇文章也是反思改革的結果；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了“科學發展觀”以及“和諧社會理論”，也都是反思改革的結果。所以我的文章意圖并不是反對“反思改革”，也不是反對修正改革中的不足之處，而是主張在推進改革過程中反思改革———也就是說不是停下步子來反思改革，而是一邊改革一邊反思，邊改革邊完善邊前進。20多年來我們的改革“摸著石頭過河”，就是邊反思邊改革邊前進的意思。

　　“摸著石頭過河”仍是今后改革的整體方針

　　新京報：在將來的改革中，我們也要“摸著石頭過河”嗎？

　　周瑞金：從整體來講，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目標的改革是一個前無古人的偉大探索；既然是“探索”，就沒有現成的經驗、模式可以遵循，需要在改革中探索，在實踐中完善。在這個意義上講，今后改革的整體方針依然是“摸著石頭過河”。

　　新京報：與過去相比，現在的“摸著石頭過河”是否也有一些不同？

　　周瑞金：當然。新世紀的“摸著石頭過河”區別于以往，主要表現在自下而上的自發性改革減少，自上而下的預先設計增多，將更多采取點上試驗、面上推廣的方式推進。但總方針還是“摸著石頭過河”。

　　三次爭論力推市場化改革進程

　　新京報：15年前，您曾用“皇甫平”的名字發表了一系列的評論，引起很大反響�，F在這篇文章和當時的文章之間，有哪些歷史聯系？

　　周瑞金：聯系歷史來講，改革的發展是兩者的紐帶。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應該是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逐步發展并確立起來的。我同意吳敬璉先生的觀點：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經歷了三次大的爭論：第一次大爭論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具體是從1982年到1984年，一直到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統一了認識。這段時間我們得出了一個共同結論：市場化的改革，應當是建立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在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個概念的提出，得到了小平同志的高度評價，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新的政治經濟學，講了我們老祖宗沒有講過的新話。

　　第二場爭論就是從1989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統一了大家的認識。1987年黨的十三大提出了“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新提法，這是經濟體制改革中的一個重大進展。后來，有人批判這句話，小平同志出來表態說，“十三大決議一個字都不能改，我看不出這個口號有什么錯”。他又進一步提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不在于是實行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也有市場。

　　1991年春節，他到上海的講話就更明確了。所以15年前以“皇甫平”署名發表的文章，實際上主要是宣傳了鄧小平市場經濟改革思想。

　　從2004年以來進行的是第三場爭論。這次爭論是由市場化改革中產生的新問題、新矛盾引起的，和15年前有很多不同。15年前的文章主要涉及當時意識形態的問題，也就是圍繞著市場經濟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而展開。而現在這場爭論主要表現出來的卻是以民生問題為主，包括教育、醫療、住房三大改革中產生的問題以及國有資產流失、貧富差距過大等，這些問題主要涉及利益格局的調整，而不是以意識形態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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