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中央1號文件昨日正式公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成為連續第三個以“三農”為主題的中央1號文件,也是自1982年以來的第八個關于“三農”問題的1號文件。

　　“三年的三個1號文件加起來一共有81條，基本覆蓋了‘三農’領域的各種主要問題，如果把這81條踏踏實實地落實了，中國的‘三農’問題將會有很大的推進。”國務院參事、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劉志仁對《第一財經日報》說。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鄭新立早先在《第一財經日報》撰文指出，2004年1號文件是關于如何提高農民收入，著重解決農民問題；2005年1號文件是關于如何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著重解決農業問題；今年的1號文件，提出了全面解決農村問題的辦法，“至此，中央已經提出了關于解決‘三農’問題的系統方針、政策和措施。”

　　核心在“多予”

　　今年的1號文件涉及8個方面，其核心是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重要的意義在于，文件明確提出要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國家財政支出、預算內固定資產投資和信貸投放，要按照存量適度調整、增量重點傾斜的原則，不斷增加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

　　2006年，國家財政支農資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國債和預算內資金用于農村建設的比重要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的資金要高于上年，并逐步形成新農村建設穩定的資金來源。要把國家對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的重點轉向農村。

　　鄭新立表示，新農村建設的關鍵在于要把改變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落后狀況的工作擺在突出位置。通過持續不斷的投入，改變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遠遠落后于城市的局面。

　　在他看來，農村基礎設施主要是四個方面：道路的硬化、飲水安全、清潔能源和環境衛生。鞏固農村義務教育，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是提高農村公共服務水平的重點。

　　“政策應該貼近農民的需求，必須吸取過去小城鎮建設的教訓，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不能再強迫農民干事，一定要尊重他們的意愿”，劉志仁說。

　　醞釀始末

　　據了解，新農村建設進入政府的考慮大致是在2004年11月。當時中央剛剛提出“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思路，經濟學界對此意見并不統一。反對者認為，中國有這么大的農村，城市反哺農村是件“不可能的任務”。

　　當年12月，國務院參事室帶著這個問題，專程考察了近鄰韓國日本的農業發展狀況。在考察過程中，考察團發現韓國的新村建設非常成功，更為關鍵的是，他們發現，當年韓國啟動新村建設時的經濟實力還不如如今的中國。

　　這為“平息”爭論提供了依據。考察團回來之后，為國務院領導寫了提倡韓國新村建設的報告，引起了高度重視，被轉發到幾十個部門。

　　2005年5月，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鄭新立親自帶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財政部、建設部、央行等幾家單位參與，共八個人一起去韓國考察“新村”建設。這八人小組回來之后，形成了兩個報告上報給中央，一個是關于韓國“新村運動”的感悟，另一個是關于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議。他們提出，目前的中國更有條件、更有能力搞好農村建設發展。

　　這兩個報告成為中共中央“十一五”規劃建議中制定“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內容的重要參考依據。

　　之后，2005年6月，溫家寶總理在全國稅費改革工作會議上用到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在專家們的印象中，這是中央領導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提出這個概念。

　　2005年10月，在備受關注的中共中央“十一五”規劃建議公布同時，1號文件的起草小組的人員也開始了緊鑼密鼓的起草工作。經過多次的修改和討論，《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于2005年12月31日正式下發。

　　公布時機

　　今年的1號文件并沒有像往年一樣在春節之前與全國人民見面。據了解，中央安排是待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專題研討班結束之后公布文件。這個培訓班前天結束，昨天新華社公布了文件全文。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并不是個“新名詞”。早在1999年，以林毅夫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基于對中國經濟普遍產能過剩，內需不足的判斷，提出了“新農村運動”。6年之后,林毅夫認為中國經濟經過近年的高速發展，又面臨與當年相似的情形，這次他又重提新農村運動，受到了高層的重視。

　　鄭新立認為，開辟農村市場，消化產能過程，只是中央啟動新農村建設的考慮之一。更為重要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遏制城鄉差距拉大趨勢、實現全面小康目標的戰略舉措。

　　中國2020年實現小康的重點和難點是在農村。2005年，城鄉居民收入擴大從1984年的1.8:1變為3.3：1，這在世界上也是極少的。特別是廣大中西部農村，多年來經濟發展和居民收入增長緩慢，嚴重制約著全面小康目標的實現。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作者：郭晉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