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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根本上說，這是反映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統計信息通過普查得到了改善，而不是經濟社會本身發生了什么變化

　　拋卻令人“震驚”的發現，這次普查可以說是一次不折不扣的“統計奇跡”。不僅僅因為它動用了1300多萬人，歷時兩年多，發現了“新大陸”，而且因為這次“普查”繼往開來，對于中國統計改革的去路提供了很大啟發，也對日后常規普查的一致性提出了重大挑戰。

　　與“普查”一同上路的還有目前如火如荼的調查隊體制改革，這直接決定著未來統計系統的構建。

　　1300萬人的統計奇跡

　　“氣溫白天都降到了零下30多度，千里冰封，大家都頂著風雪。” 哈爾濱鐵路局計劃統計處副處長徐金華對本刊回憶起普查的那段日子不勝感慨。正是在2005年年初前后，他開始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普查經歷。

　　當時他和同事們負責的1756個普查單位分布在黑龍江省和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的6500多公里長的鐵路線上。其中既包括相對集中的第二產業企業，也包括大量分散而隱蔽的第三產業企業。事實上，就在徐的身影奔波在北域茫茫大雪之中時，全國大約有1300萬人在各個城市同樣進行著這項龐大而系統的“摸底”工程。

　　為了摸清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的“家底”，中國動員了世界統計史上普查員最多的一次“普查”。“經濟普查遇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組建隊伍。”北京市海淀區海淀街道經濟普查辦公室的劉素玲對本刊回憶說。海淀街道地處中關村科技園區的核心地帶，轄區面積4.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0萬，全街道就有普查對象10187個。

　　如此之大的工作量，統計人員從何而來？這是絕大部分地區在統計中遇到的第一個問題。“這仰賴了各級政府的行政動員能力。”國家統計局相關負責人事后評論說。

　　海淀街道的做法是:先從街道機關抽調業務骨干12人，從居委會抽調87人，從轄區內大單位商調151人;其次是從社會招聘有財務統計和計算機專業技能的21人，待業青年13人;另外，還招募了大量大學生志愿者。這樣，就組成了一支規模可觀的普查“小分隊”。

　　全國各地都組建了類似這樣的相當龐大的統計隊伍。在上海，有1.8萬余名普查人員作為主力投入普查，另外，還培訓了十余萬人加入。而在山西，28萬普查員經歷了近兩年的艱苦工作，“挖”出了529億元GDP。 福建全省選調、招聘了近8萬名普查員和普查指導員，動員行政事業單位和企業統計或財會人員約25萬人……

　　經濟普查期間，全國共組織培訓了300多萬名普查員、普查指導員和1000多萬名機關、企業、事業單位的統計、財務人員參加普查活動，“他們對普查小區進行了‘地毯式的清查’。”國家統計局局長李德水如此形容這次普查。

　　“非典”的契機

　　全國第一次經濟普查，它的產生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契機”。

　　據國家統計局相關負責人對本刊介紹說，在此次經濟普查之前，中國先后完成了12次全國性的重大國情國力普查。其中:人口普查5次、農業普查1次、工業普查3次、第三產業普查1次、基本單位普查2次。

　　1994年后，正式確立國家實行周期性的普查制度，即人口普查、第三產業普查、工業普查和農業普查每10年各進行1次，基本單位普查每10年進行2次，分別在不同的年份實施。到2003年正好完成了第一個周期的普查工作。

　　按照原定制度的安排，在2003年要開展第二次全國第三產業普查。但是在當年，中國發生了嚴重的“非典”疫情，且服務業首當其沖。“這樣，若要如期進行第三產業普查，那查出來的數據就不可能全面反映我國第三產業的真實水平，耗費巨大力氣取得的資料卻派不上多大用處。這就為改革普查制度提供了一個契機。”國家統計局相關負責人說。

　　事實上，“非典”只是巧合地提供了一個契機。真正的原因是此次經濟普查之前的普查制度安排暴露出了相當多的弊病:首先是10年內要進行6次普查，任務較為繁重;其次，時間安排過于分散，無法提供同一時期、具有內在聯系的可比性數據，且與國家編制五年規劃的時間不銜接;另外，普查項目的涵蓋面不全，沒有將屬于重要支柱產業的建筑業包括進來，難以全面反映國民經濟的整體狀況;最后就是普查立法滯后，調查對象的配合與支持程度下降，組織實施難度越來越大。

　　針對這些問題，2003年7月，經國家統計局、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財政部共同研究，并報請國務院批準，決定對國家普查項目的設置和周期安排作重大調整。將第三產業普查、工業普查和基本單位普查合并，并把建筑業納入普查范圍，在2004年進行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全國經濟普查以后每10年進行兩次，分別在逢3、逢8的年份實施。

　　調整結果就誕生了今天的經濟普查。

　　從摻假的東西中提煉

　　“普查組織成本要比小樣本的抽樣調查大得多。除了組織成本之外，實施普查更嚴重的問題還在于，如何保障在這么大的規模上每一個被要求填報信息的個人和單位都能做到披露真實的信息。在這方面，我們已經付出了更大的成本。”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的張軍教授評價說。

　　對此，第一線的普查員有著更深刻的體會。劉玉春(化名)，一位已經退休多年的會計，在普查期間，她一直在北京石景山區某社區同擺攤的、開店的、手藝人打著交道。“開始都不配合，知道是政府行為后，又都說自己只賠不賺，賺的都是糊口錢。”劉對本刊說。

　　劉所做的是第三產業統計，也就是以私營業者居多的服務業的調查統計。這部分統計面臨的問題相當復雜，業者數量多，經營分散，營收相當隱蔽，只要自己不說，很難有外人知曉。再加上擔心被統計過程中“露財”會引來稅收等部門“秋后算賬”，因此相當多都采取瞞報。

　　實際上，不只是個體戶，包括一些大型企業，也都采取了“回避”“作假”等手法。在福州市臺江區一條街道，社區居委會主任陳月英回憶，當她上門到一家市級國有企業摸底時，該企業先說老總不在，后經勸說，得以面見老總，該老總出口便說:“你們居委會管這事干嗎？我們是市級單位。”經耐心說服，老總已有合作之意，但公司財務一句“又不是稅務工商，不用管。”又讓局面急轉直下。好不容易半個月后，好話說盡的陳月英才得到了填好的表格。

　　為了讓披露的信息盡量接近真實，政府做出頗具誠意的承諾，不允許工商稅務部門事后追究那些在普查中披露出來的不合法和不合規的活動，反而那些去追究在普查中“露餡”的個人和單位的部門要受到追究。

　　即便如此，據國家統計局對本刊提供的數據顯示，國家和各地區在這次經濟普查工作過程中，共依法查處虛報、瞞報、拒報等案件5377起。僅在北京經濟普查中，就有1000多家企業造假。近日，北京市統計局對情節比較嚴重的15家單位予以曝光。其中，包括清華紫光、富力城房地產、索尼(中國)和北京郵電大學等單位。

　　國家統計局總統計師、全國經濟普查辦公室副主任李強談及普查數據的準確性問題時說:“統計數據是社會的溫度計，比較敏感。統計局的任務就是通過科學的統計方法，從摻假的東西中間提煉出逼近事實的一部分。”

　　事實也證明，此次普查在個體、私營經濟成分占較大比重的交通運輸倉儲郵電通信業、批發零售貿易餐飲業、房地產業三個行業中，普查后的增加值比常規統計多出近1.5萬億元，占第三產業新增部分的70%。

　　由此也不難看出，此次經濟普查對服務產業尤其是民營服務產業進行了一次系統的盤點，從統計上挖出了一個潛在的“新大陸”。對于中國而言，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文章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作者：王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