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頭發略顯花白的郭黛姮穿過北京一條青磚藍瓦的小巷，走進有著200多年歷史的宏偉府邸———恭王府里。

　　郭黛姮的目光落在90年前被焚毀的銀安殿遺址上。這是一片數百平米的廢墟，已被罩上防塵的綠色紗網。

　　兩天前，恭王府管理中心正式向外宣布，歷史上的首度大修啟動。恭王府，以清末恭親王奕䜣在此居住而得名。

　　在他之前，清朝一代權相和坤、乾隆之女和孝公主、慶郡王永璘都曾是這所宅子的主人。

　　王府的正殿，就是已成平地的銀安殿，也是此次大修的重中之重。

　　“但我們有的只是這堆廢墟。”郭黛姮說，既找不到見過銀安殿的人，也找不到一張照片，有限的史料中，也缺乏對此殿的詳細記載。

　　在郭黛姮的眼中，銀安殿正是恭王府大修的一個縮影：一面是重現同治時期王府鼎盛面貌的目標，一面是匱乏的資料與屢經改造的現狀。

　　早在30年前，恭王府全面開放已被提上議事日程，但史料匱乏的難題，使得這場大修成為一場追尋王府原貌的文物大考。

　　“半部清朝史”

　　12月7日下午，位于什剎海和后海環抱之中的恭王府府邸，一片靜寂。古建筑因年代久遠，顯出斑駁的底色。成片的枯黃野草中，忽而會躥起幾只麻雀。

　　恭王府管理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員將此形容為“大修之前的平靜”。兩天前，大修的消息正是在這里向記者發布。

　　按照計劃，恭王府將于2008年向國內外游客正式開放。此次大修，國家財政斥資4億元，其中1.83億元用于王府“復原”和修繕。

　　事實上，1996年起向外開放的“恭王府”，只是它的后花園部分，而其精華所在，正是這已有多處破損的府邸部分。

　　史料載，位于北京西城區前海西街的恭王府，“早年有月牙河繞宅如龍蟠、西山遠望如虎踞”。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和珅在此建起了豪華的宅第，時稱“和第”(一說之前該址已有“鐘鳴鼎食”之家)。當時，年僅26歲的他豐神俊朗、才能出眾，已承乾隆青眼相加。

　　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駕崩，嘉慶宣布和珅二十條罪狀，賜其自盡。宅中所抄家產相當于清廷十年財政收入的總和。

　　而宅子本身，則如愿歸“愛豪宅不愛江山”的慶郡王永璘所有。與此同時，嫁予和珅之子豐珅殷德的乾隆之女和孝公主，仍居住在半座宅第中。

　　咸豐元年(1851年)，清末重要政治人物恭親王奕䜣成為這所宅子的第三代主人，恭王府之名由此沿用至今。

　　“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以此評價恭王府。

　　作為我國保存最為完整的王府建筑群，恭王府的開放，早在30年前，就被提上議事日程。

　　12月5日，國務院原副總理谷牧發來賀信，“遵照周恩來總理生前的指示和囑托，我對恭王府的保護修復工作也一直極為關注。”

　　據恭王府管理中心主任谷長江向媒體介紹，1975年，周總理在病床上，以3件未做完的事情托付谷牧，其中之一就是恭王府的開放問題。

　　多福軒的遺憾

　　郭黛姮駐足于門廊嶄新、彩繪鮮艷的多福軒前。

　　“門窗做成了平面，建筑整體看起來就不夠豐潤飽滿。”郭黛姮有點遺憾，她說，古建筑門窗的木材表面其實都不是平的，而是有一個微妙的弧度。

　　與她同行的均是清華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的工作人員，他們是此次大修的設計方。

　　2004年，恭王府管理中心先行修復了多福軒。郭黛姮認為，對大修來說，已修復的多福軒在許多方面有著借鑒意義。

　　位于恭王府東路的多福軒曾是和孝公主的居所、恭親王的會客廳。1860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恭親王奕䜣就在此處與英法代表談判。

　　多福軒見證了《北京條約》的簽訂始末。因其特殊的歷史價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為其修復撥款5萬美元。

　　在多福軒的修復過程中，郭黛姮來過多次。

　　修至一半時，恭王府管理中心施工人員在墻里發現了木龍骨。郭黛姮由此判斷，室內對應位置應有書架。

　　隨后，對照相關圖紙和史料，郭黛姮將自己發現的與現狀不同、修繕中需注意的地方又列出數條，交給了恭王府方面。

　　盡管如此，多福軒的修繕仍是多有周折。了解修繕過程的一位專家說，施工方的圖紙前后改了十幾次，工程造價也不斷追加。僅將松木書架拆了重新做成楠木書架一項，就多用去了數十萬元。

　　“是史料的缺失極大地制約了多福軒修繕的設計和施工。”12月12日，郭黛姮說，這也正是恭王府大修的最大難題。

　　只有兩份圖

　　在恭親王奕䜣之后，王府幾經更迭，遭到的破壞已經相當嚴重。

　　進入民國，奕䜣之子“小恭王”溥偉及其弟溥儒為籌集復辟經費，將府邸及花園轉手，抵押給天主教會。

　　1937年3月，輔仁大學購其欲作校舍。這既在戰亂年間使這座宅第留存，但大規模改建也極大改變了王府的結構。

　　解放以后，恭王府成了社會單位的辦公用地和居民居住地。又經過近30年，騰退才大部分完成。

　　此時，王府的歷史原貌已經相當模糊。

　　“只有兩份圖。”清華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工程師陳彤形容，設計者目前占有的史料“少得可憐”。而要做到“修舊如故”，史料顯然是第一重要的。

　　第一份圖是一份“樣式雷”恭王府平面圖。與“泥人張”是指祖傳捏泥手藝的張姓家族一樣，“樣式雷”是清代負責主持皇家建筑設計的雷氏建筑世家。

　　但是，這份圖的年代、性質均存有爭議———是否繪制于同治四年？是設計圖還是測繪圖？即使是設計圖，它也有可能是同期幾份圖中并未付諸實施的一份。

　　第二份圖似乎給設計者以更大的希望———存于清華大學的1937年中國營造學社對當時恭王府的實測圖。當時，一共繪有草圖16張，涉及王府各個關鍵部分。最可貴的是，其中還有四五張室內裝修草圖。

　　然而，由于時處戰亂年代，所有圖紙皆是草圖。設計者看到的，是大量雜亂的曲線和讓人難以理解的圖形。

　　更遺憾的是，當時負責具體測繪的莫宗江和劉致平均于上世紀90年代去世。“我們顯然慢了一步，在我們有條件大修時，這兩位國寶級的人物都走了，沒有對他們的草圖留下片言只語。”

　　陳彤根據相關資料推測，兩人當時還拍下了大批恭王府的建筑照片。“但目前能找到的，只有10張左右。”

　　“為了尋找一份資料，我們有時甚至要跑到國外。”前中國歷史博物館副館長孔祥星，近2年坐鎮恭王府，負責史料搜集。

　　《華裔學志》雜志于1940年刊登了一篇名為《北京恭王府及其花園》的論文，上面記述了當年的恭王府面貌，而且還有一些珍貴的照片。可華裔學志研究所隨后幾經遷址。

　　“最終，我們在德國找到了這個研究所。”孔祥星為此專程趕赴德國，找來這篇論文。

　　復建銀安殿大爭論

　　2003年年初，經國家文物局專家羅哲文推薦，郭黛姮成為最早介入恭王府保護規劃的人。

　　隨后，她到恭王府“轉了”幾圈。讓她感到慶幸的是，王府古建筑群基本上還在。“就像一個寺廟，和尚走了，但廟還在。”今年8月18日，在首屆“清代王府及王府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國家文物局古建專家組組長、研究員羅哲文上說：“恭王府的古建筑是獨一無二的標本。按照我的觀點，把它列為世界文化遺產都是可以的。”

　　但讓郭黛姮困惑的是，王府歷史長達百年，如果復原，又復原哪一時期的呢？

　　對此，國內文物學界存在著多種爭議。

　　清華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建筑設計中心主任賀衛平回憶，文物界專家當時有三種不同態度，其一認為大修應是對現有建筑進行修繕，其二認為應改擴建，第三種則認為是按某一年代的歷史原貌恢復。

　　銀安殿復建與否，成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環。

　　銀安殿，府邸中路的正殿，在建筑角度上代表了王府最高規制。然而，歷史記載，此殿1916年(也有報道稱1921年)毀于一場大火。

　　“國家花那么大力氣騰退了王府，將游客請進了府，卻看不到王府最精華的正殿，這太遺憾了。”郭黛姮力主復建銀安殿。

　　但有文物專家力主不復建，因為復建后的銀安殿只是假古董，也不會是文物。

　　郭黛姮寫了一封信給國家文物局。在信里，她言辭懇切地說，希望復原這座地位特殊的建筑，使它切合歷史肌理，不留下任何遺憾。

　　然而，銀安殿的史料空白，讓郭一時無法說服上述持反對意見專家。

　　2004年冬，北京考古研究所首次開掘了火場遺墟———銀安殿及其配殿遺址。“王府足制”字樣的磚、根據回填土色確定的磉墩位置等收獲，解決了復建的許多基本問題，如殿有多大、平面結構如何等。

　　“最后，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祥發話了：經過考古發掘，有依據的可以復原。”郭黛姮說，加上文化部的關心、恭王府管理中心主任谷長江的推動，銀安殿終于決定復建。

　　“復建之爭，至少使國家對王府大修計劃的批準推遲了1年。”郭說。

　　但這場爭論，也使恭王府的修復有了清晰的定位：“恢復同光鼎盛時期的王府氣象。”

　　與此同時，恭王府管理中心主任谷長江面對史料缺乏之現實，畫出一條大修底線：“盡一切可能尋找歷史資料，按資料進行恢復；實在沒有資料的，按老專家的意見恢復；既沒有歷史資料，也沒有專家意見的，則保持原樣，盡量不留下歷史遺憾。”

　　屋頂“硬歇”之爭

　　12月7日，銀安殿遺址在寒風中靜靜無語，綠色的防塵網罩住了一片斷磚殘瓦，也罩住了一個難以破解的歷史之謎。

　　銀安殿，又稱“銀鑾殿”，王府的盛大儀式多在這里舉行。但如今已經沒有人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樣子。

　　“就連這堆廢墟里作地基的磚，也在‘文革’當中被人挖走搞人防建設了。”郭黛姮說。

　　經過考古，可以算出大殿“身體”的數據，但大殿有一個什么樣兒的頂呢？2005年春節后，郭黛姮的第二稿恭王府保護規劃方案出爐，矛盾再次集中到了銀安殿上。

　　有的古建筑專家依據考古發掘，認為柱子位置偏向山墻，由此屋頂應是“硬山頂”樣式。

　　面對這一“硬證據”，郭黛姮提出了自己的疑點：由歷史依據看，恭王府為親王等級的文物建筑，應使用親王等級的“歇山頂”。這一點，現存如醇親王府、福王府等建筑，均可參考。

　　通俗地說，硬山頂形似略有弧度的瓦房頂，而歇山頂形似有二層塔似的“官帽”。

　　從考古挖出的“王府足制”磚可以確定，銀安殿于恭王時期曾做改建，按嚴格的清廷建筑規制，親王應使用歇山頂。

　　此外，郭黛姮以前帶著學生，曾測繪過大量古建。她發現，頤和園的一些歇山頂建筑，也是臺基小，因而柱位偏山墻。

　　舉證、討論，再討論。最后，連最初堅持“硬山頂”樣式的專家也被說服，歇山樣式由此確定。

　　主殿定下后，耳房與其的連接成為相應而來的問題。“我覺得只能做成雙拱屋頂”，郭黛姮的這一設想是基于屋頂高度等使用上的考慮。

　　巧合的是，考古發掘出的一個耳房柱礎，正好位于假想中“雙拱”之間的支撐點。隨后，一種名為“雙卷勾連搭”的屋頂樣式定了下來。它正符合王府內樂道堂耳房的遺留構造。

　　在大修工程的總包方———清華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的建筑設計中心主任賀衛平描述中，復建后銀安殿的面貌仿佛觸手可及：

　　正殿采用歇山頂、五彩斗拱，綠色琉璃瓦襯托著屋脊上的吻獸；配殿用灰筒瓦，三彩斗拱；耳房為雙卷勾連搭，一斗三升斗拱。

　　殿內，則陳設為考古博物館。玻璃地面下，考古發掘的舊磚瓦清晰可見；位于殿內前部的一排柱礎遺址，更標識出“和第”到“恭王府”的一個變遷———由于擴建，原來的柱子被向外移動了。

　　錫晉齋與諸多歷史謎題

　　嘉慶四年，和珅被賜自盡。其二十條大罪中的第十三條稱：昨將和珅家產查抄，所蓋楠木房屋，僭侈逾制，其多寶閣及隔段式樣，皆仿照寧壽宮制度。其園寓點綴，竟與圓明園蓬島、瑤臺無異，不知是何肺腸！

　　這座“楠木房屋”指的就是錫晉齋。

　　史載，錫晉齋內部構件均為金絲楠木，金磚墁地，外看為一層，但實為兩層，精巧異常。

　　2004年10月，陳彤第一次來到恭王府，就對這所建筑產生了極大興趣。而此前劃塊分工時，他分到的是二宮門和嘉樂堂。

　　當時，位于府邸西路的錫晉齋被改建成會客室，吊燈懸頂，會議桌與沙發椅更是一派現代風格。但透過落滿灰塵的窗戶，卻可以看到嵌紫檀雕花隔扇雖有殘損，仍不掩其精致。

　　陳彤注意到，蓮花瓣狀的柱礎，與故宮內乾隆晚年居住的“倦勤齋”一模一樣。

　　“平面形制上，錫晉齋也很特別，5開間楠木殿，有歇山頂的抱廈，與頤和園7開間的樂壽堂相比，抱廈更為復雜。而它二層仙樓的復廊也比樂壽堂的單廊精巧。這對于它的主人和珅而言，都是越級的。”

　　陳彤斷定，“這是最精華的部分”。

　　12月9日，在陳彤的辦公桌上，堆放著一摞摞打印的錫晉齋照片及圖紙。幾個月來，他每天的工作幾乎都是研究圖紙、比對照片。

　　中國文物研究所是恭王府大修修繕部分設計分包方，其項目負責人楊新證實，陳彤通過研究照片，已糾正了中國文物研究所方面的數處修繕設計錯誤。

　　在整個恭王府中，錫晉齋是個“特例”，因其所可參照的資料還算“豐富”。盡管如此，在屋內裝修屢經改動之后，部分照片很難看出是從什么角度拍攝、拍攝的是什么位置。

　　陳彤拿出一張看似從室內拍攝的圖片，圖片上僅有一扇門及旁邊的一幅掛畫，看起來絲毫無奇———但這就是目前尚無法破解的謎題之一。“我一直想不通，這是哪里呢？”

　　在他看來，現在錫晉齋一層的謎基本解開了，但二層還有大量疑點。

　　與錫晉齋相比，水法樓對陳彤來說，更是一個難以參透的謎團。

　　據記載，約占5間房的水法樓位于160余米長的二層后罩樓西側，曾是國內惟一的“室內園林景觀”。根據史料追尋，水法樓拆毀于輔仁大學入駐之后，具體因何而拆已不可考。

　　在見過國內外無數頂級現代建筑的賀衛平眼中，僅通過圖紙和史料記載了解到的這座水法樓之巧奪天工，足以讓當今國內外建筑師嘆服。

　　《華裔學志》中，將水法樓形容為“小迷宮”，稱其“假山上有缸，缸內有水，水流下來，有池子盛之。”

　　按照陳彤的描述，水法樓兩層之間抽去隔板，倚靠著一面墻的假山與墻上圖畫渾然一體，實景入畫，畫如實景。從假山的“山徑”走上去，可以由一樓直到二樓。假山上水缸的水涓涓流淌，在“山下”匯成池，池中還有游魚。

　　“我自己看了無數遍相關圖紙和記載，我的同事也看了許多遍，最終卻覺得無法參透真的水法樓之巧。”陳彤臉上表情痛惜。

　　楊新在接受采訪時認為，水法樓沒有依據時寧可不做，等找到依據再說。

　　但各方信息顯示，恭王府管理中心“對水法樓的期望是很高的”。

　　郭黛姮認為，水法樓一旦建成，必能成為參觀游覽的熱點。她表示，根據營造學社繪制的草圖，建造水法樓基本可以實現，但工程必將很復雜，需做模型、反復研究，從而耗去大量時間。

　　“如果要做，我認為要做成‘可識別可逆’的，即將來有人發現水法樓的更多資料，還能將我們修的東西拆了重來。”

　　一張廢掉的圖紙

　　“難度第一”。賀衛平如此評價他做過的古建筑工程中，恭王府大修的地位。

　　2004年10月，清華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以1.83億元的報價中標，總包恭王府大修。包括建筑設計研究院、建筑學院建筑歷史及文物建筑保護研究所師生共十幾人投入了大修工作。

　　而工程的一部分，同時分包給中國文物研究所古代建筑與古跡保護中心，以高級工程師楊新為項目主持的約十幾人參與其中。

　　清華方面負責頭宮門、二宮門及中路的銀安殿、嘉樂堂。文研所則負責東西兩路的多福軒、樂道堂、葆光室、錫晉齋，以及后罩樓。

　　“工作量很大”，賀衛平說。短短一兩個月內要出方案，但清華的十幾個人中，多數是搞現代建筑的，所以清華方面最初采取了一人分一座建筑的辦法。

　　2005年5月，雙方全作的大修第一份施工圖出爐。但細部圖拼到一起后，許多孤立時看不出來的問題浮出了水面。比如，多座古建筑之間“碰”不到一起，不協調。

　　“中國古建筑確實博大精深，而且最講究整體協調。顯然，我們分工設計的做法是不合適的。”在采訪時，陳彤和楊新都有如此之嘆。

　　古建筑界一位專家說，最初的“分而治之”方案，在業界也有質疑之聲。

　　2005年10月，雙方才又推出第二份施工圖。“改動很大。”陳彤說。

　　而清華和中國文物研究所方面均認為，隨著施工的開始，依據現實情況設計方可能還會對施工圖作改動施工圖。

　　對大修后的結果，此次大修設計的總掌舵人郭黛姮的看法頗為現實：通過現有資料，恢復王府建筑的外觀基本沒有問題，缺乏參考的是室內裝修。

　　因此，不排除將來會有這種情況———“以后某個時間，又找到了一張恭王府的照片，跟我們修的不一樣。”

　　“這就像給古人寫傳記”。陳彤打了個比方，“沒人見過這個古人。只能盡我們的全力。

　　溯源：一座王府半部清史

　　“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先生的評價形象地反映了恭王府的重要地位。恭王府最初是乾隆時期權相和珅的宅第。嘉慶初，和珅被責令自殺，嘉慶將和珅宅賜與其同母弟慶親王永璘.咸豐初年，咸豐皇帝將此府收回，轉賜其弟恭親王奕䜣，時為恭王府。

　　奕䜣死后，由其孫溥偉襲王爵。為籌集復辟活動的經費，溥偉及其弟溥儒于1921年將府邸及花園轉手，抵押給天主教會。1937年3月輔仁大學購置作為校舍。“文革”后，作為大學辦公和教學地點。1988年，花園部分正式對外開放。

　　規劃：斥資4億重現“王氣”

　　“恭王府的古建筑是獨一無二的標本。”國家文物局古建專家組組長、研究員羅哲文這樣評價。12月5日，恭王府府邸正式被宣布開工修繕，這也是自1850年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預計施工總面積達1.26萬平方米，國家斥資4億元，其中1.83億元用于復原和修繕。2007年，恭王府將建成國內首個王府博物館，充分展示清代王府的體制、器物和生活狀態。

　　【來源：新京報；作者：宮靖、相麗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