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咸寧干校，我們看了好幾遍根據巴金的作品改編的電影《英雄兒女》。晚飯后，“五七戰士”自帶馬扎，坐在露天地兒，和聞訊涌來的周圍的老鄉一道觀看。每一次蕭乾都因巴金的名字被略去而替老友打抱不平(當然只是私下里對我講)。

　　改革開放后，巴金又像50年代那樣，經常到北京來開會，或出國時路過北京了。然而，不正常的十年歲月(蕭乾則是22年)，使他們過早地衰老了。蕭乾只是在我的陪同下趕到老友下榻的賓館去，跟他敘敘舊。1985年4月，香港攝影家陳復禮先生為我們三個人拍下了一些寶貴的照片。蕭乾告訴巴金，1984年我們在國外，兩次被錯認成巴金的趣事。第一次是8月6日，蕭乾和我正在西德法蘭克福參觀歌德故居，一位游客忽然遞過一張名片來，用純熟的華語自報姓名后問蕭乾：“您是巴金先生嗎?”蕭乾邊掏名片邊回答說：“不是。但我是巴金的朋友。”我們三人在墻上爬滿常春藤的庭園里合影。原來這位先生是華裔菲律賓人，叫陳秋中。另一次是9月13日下午，在劍橋王家學院。我們辭出了蕭乾四十年代的導師戴迪•瑞蘭茲的寓所(1942至1944年讀研究生時，蕭乾就住在毗鄰的一座樓的兩間套房里)，觀望那古色蒼然的校園。蕭乾指著教堂，回顧著四十多年前他怎樣隔著那一大片綠茵茵的草坪，坐在書房里傾聽唱詩班用清脆稚嫩的童音唱贊美詩。這時走過來一個中年日本游客，操著蹩腳的英語問蕭乾：“你是巴金先生嗎?”我馬上用日語告訴他：“外子是巴金的老朋友，叫蕭乾。”這個人以釀酒為業，叫黑河內靖，他還把地址留給了我。他替我和蕭乾拍下一張合影，背景是教堂和草坪。我們回國后，兩位萍水相逢的先生都把照片寄來了。

　　1989年我到上海開凱瑟琳•曼斯菲爾德國際研討會。下了飛機就直奔正在華東醫院治療的巴金。發現他說話有困難，但氣色不錯。我對巴金說：“蕭乾從23歲起就受您的影響，說不定他的氣質使陌生人覺得他就是巴金。”最有意思的是，當年6月我赴日后，把蕭乾的短篇小說《皈依》和《栗子》譯成日文，發表在《早稻田文學》(1986年6月號)上。在附于譯文后的《關于蕭乾》中，我提到1933年蕭乾與巴金相識，并于1936年經巴金先生介紹，結識魯迅先生。他們要照片，我就把陳復禮所拍巴金與蕭乾的合影寄去，反面注明了二人的名字。豈料因篇幅不夠，編輯部砍掉了蕭乾那半張，只留下巴金，下面寫明“蕭乾”，就這么刊行了。當我打電話給編輯部，請他們在下一期寫個說明更正一下時，編輯連連道歉，并且說，幾天來電話不斷，信也像雪片般飛來。因為在日本，巴金是讀者最仰慕喜愛的作家，他又多次訪日，他的形象已家喻戶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