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如果說關于城市怎樣接納從農村來的新移民的話題，已經討論了多年，今天新生代外來工的現狀，只能使這個問題變得更加急迫。既然農民進城在中國城市化過程是不可避免的，以一種開放的心態和政策，才能真正使城市和農民外來工達到雙贏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的研究員王春光，在一次去深圳調研時，與深圳市的一位負責人有過一場爭論。

　　王春光對本刊記者回憶說，深圳前一段時間修改了移民政策，主要是對高學歷和投資者開放戶籍。也就是解決“技術移民”和“資金移民”的戶籍，另外對“道德移民”(如見義勇為者或先進工作者)和家庭團聚者也有所放寬。當時，王春光對這項政策的制定者問道：深圳公布有1200萬人口，其中有戶口的人是160多萬。你用這樣的政策能夠解決多少人？

　　對方回答說，一年30萬人。王春光又問，你要多少年才能解決這剩下的大多數人？這些人已經在深圳生活多年，和深圳融為一體，也是納稅人，沒有理由把他們排除在外。

　　對方說，制定這樣的政策，是參考了美國和加拿大的移民政策。

　　王春光反駁說：美國、加拿大這樣搞，因為他們是國家。深圳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個城市？你既然是中國的一個城市，怎么能這樣制定這樣的政策？

　　美國三一學院經濟系終身教授、華裔經濟學家文貫中也表達了相同的觀點。他對本刊記者說：“如果當年要求進入上海和香港的新移民，不是戴著大學生、碩士、博士的桂冠，就是腰纏萬貫、財大氣粗、能夠輕而易舉地購買新房、租好房的富豪，真不知還有沒有今日的上海和香港。因為這樣的人即使在今天的中國還是少數，何況當年。”

　　這是記者在采訪眾多研究中國農民和城市化問題的學者時得到的普遍回答：中國的戶籍制度，現在已經成了中國城市化進程的一個重大障礙。

　　文貫中說：應該把政府的政策、條例、制度安排當中，凡是不利于農民移動、不利于農民在城市中就業和定居的那些規定全部廢除。因為這些規定違反了要素自由流動的市場經濟原則。中國是一個正在從官僚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國家，戶口制度就是從這樣一個體制中產生出來的。戶口里面包含了特權，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應該盡快廢除。

　　“比起城市化的好處，在一段時期中貧民窟有所擴大，或犯罪有所上升所帶來的壞處只能是第二位的”

　　然而，從中國政府方面傳來的正式消息是，11月21日《瞭望東方周刊》報道：公安部知情人士及專家說，其實新一輪的戶籍改革意見已出來兩年了，思路一直很明確，目前方案主要是總結現有的地方戶改經驗已在全國推廣，但卻有來自其他相關部委和一些地方政府的阻力，戶口背后利益是問題根本，進展一直很慢。

　　11月22日，公安部新聞發言人武和平向記者透露，公安部現在正在對此事進行認真推進和協調，但是具體的改革內容和相關舉措目前還沒辦法透露。

　　政府官員們經常給出的說法是，人口激增會帶來巨大的城市壓力，如各項補貼、交通擁堵、治安問題、義務教育，令城市一下子難以承受。

　　然而，文貫中教授從城市經濟學的角度反駁了這些說法。他說：為什么會發生人口的聚集呢？這是基于經濟學上所稱的集聚效應，即：通過人口的集中使各種經濟活動的成本顯著下降。文說，如果在城市的邊際上引進一個居民或者引進一個廠商，它給這個城市帶來的邊際收益大于它所造成的邊際成本的話，那么這個城市就有內在的動力擴張，通過把這個居民或者這個廠商包括進來來獲得經濟收益。所以只要集聚效應沒有窮盡，一個城市就可以繼續擴大下去，政府可以收足夠的稅收去補償那些已有的居民和廠商的損失。先進國家的經驗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城市化是進步的源泉，文明的象征，現代化的標志。城市化的好處，大概是相信“雞犬之聲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這種小農意識的人所無法理解的。文說。

　　但是，當一個城市的規模變得非常龐大時，難道不會發生“大城市病”，出現大量的貧民窟，使城市變得混亂不堪嗎？

　　文貫中對此的回答是：城市化難免會在一段時期中帶來貧民窟的擴大和城市犯罪的有所上升。這是各國大城市的發展過程中難以避免的問題。貧民窟的出現和城市犯罪的有所上升本身當然是壞事。但是，如果在城市化的同時，要求絕對不能有貧民窟的擴大以及城市犯罪的上升，這樣，必定把中國的城市化過程推到遙遠的將來。比起城市化的好處，在一段時期中貧民窟有所擴大，或犯罪有所上升所帶來的壞處只能是第二位的。如果懂得管理的話，城市化的弊病是可以得到控制乃至逐漸好轉的。如果迅速拆除一切貧民窟，并不準新的貧民窟出現，新移民將極難進入城市。

　　文貫中說，發達國家達到城市化用了幾百年。很多文學家把城市化的過程描寫為妻離子散、小農被人兼并，新移民不斷受到市場鞭笞這么一個很殘酷的過程。但是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城市化是一個必然的過程。

　　雖然城市化包含了移民群體必然要付出的情感和心理上的代價，但是在經濟上是會給他們帶來巨大效益的。只要農民向城市的移民過程是自愿的，他的選擇就代表了自己境遇的改善，否則他不會從家鄉移民到城市。

　　而政府除了應盡的責任外，還應該鼓勵各種民間組織幫助移民盡快安頓，向他們提供就業信息，幫助他們獲得教育和社會服務的機會。要知道只有盡速幫助農民成為城市的正式居民，中國的現代化才能早日實現。

　　開放，才能使新移民們更快融入

　　清華大學教授秦暉，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些從農村來的城市新移民的，他在《農民中國：歷史反思與現實選擇》一書中，特別談到了這些新移民的第二代，他們作為“邊緣人”，如果處理不當，會成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邊緣人”都會成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的。秦暉舉例說：

　　在美國紐約的外來人社區，其中包括我們以前常常用以作為資本主義罪惡象征的“貧民窟”，按我們以前的想象，平時應是各種案件的高發地。然而一些美國社會學家卻有種理論，說是這種地方恰恰是政治穩定的緩沖器，是贊成維持現狀的選民集中之區。有人對若干拉美國家多年來歷次選舉的選票統計作了大量研究，居然發現這如果不算是“規律”的話，至少也是一種常見的現象。

　　為什么？

　　這些學者分析說：作為城市邊緣群體的外來人口——主要是進城農民——雖然在城里處于社會下層，但其處境一般仍然明顯比在原籍時要好，同時他們在城里立足未穩，處于創業狀態，更需要社安定并希望現存秩序能容納他們。

　　秦暉說，當然，在世界范圍內我們不難找到相反的例子。例如南非，像約翰內斯堡“西南鎮區”這樣聚居著來自全國各地的黑人勞工的貧民區就是典型，這個地方過去以索維托之名頻頻見于傳媒，人們知道它是反抗白人政權的激進運動的大本營與非國大的基地，卻很少注意到它也是全國刑事犯罪率最高的地方之一，其犯罪率要比紐約黑人區高出許多倍。人們認為這一狀況是種族隔離制度使黑人打工者無法融入正常都市生活與市民社會的結果。

　　秦暉還引用了另一個例證。有人對紐約等城市犯罪率的研究也發現了一個與前述“拉美現象”可以類比的情況。雖然一般來說黑人犯罪率較高，但那多是老住戶，而新移民、尤其是未入籍的新移民犯罪率反而極低，包括其中的黑人也是如此，這也與他們更希望被現存秩序所接納(事實上很有這種可能)有關。

　　秦暉由此得出的結論是：開放的體制不僅有利于邊緣人群體融入城市正常社會，能夠以民主、法制、人權原則維持主流社會與邊緣群體間至少是最低限度的、即公民權利意義上的平等，有利于在市場準入(起碼是勞務市場準入)的基礎上提供相對更為平等的機會。而且這種體制還有利于在主流社會與邊緣群體未能融合之前形成有利于化解矛盾的緩沖機制。

　　“有人說過：拿起一個瓷瓶遠比捧起一堆碎瓷片來得容易。邊緣群體與市民一樣需要公共物品，在主流社會的公共空間尚無法吸收他們的情況下，應當幫助他們在法治的基礎上建立自己的公共生活，否則黑社會這類組織便會填補這個空缺。這又反過來使主流社會更認為對他們的公共生活有害并加以阻礙，那就形成惡性循環了。”秦暉說。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黃艾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