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期以來，中日關系為何越繃越緊？中日兩國之間到底出了什么問題？等等疑慮，越來越多地縈繞在關心這一領域人們的心頭。從政府官員到平民百姓，從研究日本問題的專家學者到新聞記者，無論是有關國際關系問題的公開演講還是內部討論，大小場合必談及此話題。

　　圍繞這一問題，人們或議論，或在沉思。然而，近期一本新書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在中日關系煙雨濛濛的湖面上蕩起無數層浪花。這本新書，就是中外兩位新聞界前輩的合著《中日關系出了什么問題》(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兩位作者，一位是吳學文先生，他曾任新華社國際部編委和駐東京記者，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顧問、研究委員會委員，是中國當今日本問題研究界的泰斗；一位是新加坡的卓南生先生，他曾任新加坡《聯合早報》社論委員兼東京特派員，現任日本龍谷大學教授、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是東南亞享有盛譽的日本問題專家。

　　該書兩位作者為了共同探討中日關系所面臨的諸多問題，自2000年始時斷時續對談達4年之久，終于在今年9月匯集成冊。兩位作者從回憶最初“與日本的一段緣”到剖析當今中日關系“為何越鬧越僵”，從贊譽中日“民間外交功德無量”到被其視如糞土的所謂“對日關系新思維”，時間跨度幾乎涵蓋其研究生涯，對中日關系中焦點問題的分析可謂入木三分。

　　中日之間的問題能否用“強弱論”、“強強論”來概括

　　該書作者擺出這樣一個事實：“在對當今中日關系問題的分析中，用單純力量對比、即從‘強’與‘弱’力量消長的角度來解析一切的現象最近在日本越來越流行。”

　　對此，作者分析認為，日本與亞洲鄰國的主要矛盾與沖突，“首先應歸因于其對戰前所作所為之不反思，及力圖修憲派兵，想當‘盟主’而令人難以放心”。

　　能否把中國的崛起視為中日摩擦的根源之一？作者認為，“中國的崛起，也許會加強日本的‘危機感’，但戰后日本的歷史翻案風及其力圖推行的擴軍路線和‘盟主’夢，與中國國力的盛衰、中日兩國力量強弱之消長并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如果把問題的焦點過于單純地解析為日本不讓‘中國崛起’的心態和‘兩強’的競爭，甚而提倡與日本人‘換位思考’，其實是模糊了是非的界限。有些日本專家之所以熱心鼓噪‘朝貢論’，并將中日關系解釋為‘兩強’的利害沖突，無非是要說：歷史上你強大的時候也欺負過我，‘弱肉強食，天經地義’，沒有誰對誰錯。如果掉入這一邏輯陷阱，原本與中國人、韓國人有共同慘痛經歷的東南亞人也許會認為，今天的中日間的史觀摩擦，并不是是非之爭，而是兩個大國之間的惡斗與角力的外交游戲，我們小國應避之為吉。‘強弱論’之陷阱，就在這里。”

　　在中日關系問題上究竟哪一方應該有新思維

　　在中日關系的諸多問題中，歷史問題是重大原則問題。近年來，以日本首相小泉為首的日本部分政要處心積慮要排除歷史問題，他們要根據他們的歷史觀來強行撼動中日關系，對中日兩國老一輩“掘井人”奠定的政治基礎，小泉擺出一副橫掃一切的嘴臉。也有人分析認為，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更多的是為了爭取“遺族”的選票，其行為與日本政治的保守化無關。對此，該書作者認為這是“片面之言。任何人只要略為翻閱戰后‘遺族會’的發展史以及它與保守政治家相互依存、千絲萬縷的關系，真相就一清二楚”。

　　該書作者認為，現在需要的不是亞洲人民出現什么新思維，而是需要日本政府出現新思維，也就是說，在歷史問題上，哪怕不愿意徹底承認錯誤，至少應該放棄對自己罪行的辯解。

　　在歷史問題上，亞洲國家是否足夠寬容？作者認為：“如果日本能做到消極地道歉，亞洲國家從過去到現在其實一直是閉著一只眼睛的。”其中，“中國是非常寬宏大量的，只要小泉去了一趟盧溝橋，也就不再追究他參拜靖國神社帶來的負面影響。但事不過三，小泉再三玩弄這種手腕，就恰好證明了他是完全沒有誠意的，也表明日本方面還沒有出現新思維。如果真如日本所說要有一個‘未來志向’的話，日本必須作出新的表態”。

　　作者還就中國國內少數學者曾經提出的“對日關系新思維”問題提出異議，認為其文章“根本不屑一看”，因為其立論“過于幼稚”，認為“這種‘新思維’，其實一點都不新”，不過是“符合日本人胃口的日本思維”而已。

　　日本的主要問題是不是因為日本的“民族性”

　　在談論日本的主要問題時，有些人往往將之歸結為日本的“民族性”，但該書作者對此表示了鮮明的反對立場。當然，因為長期接受某種教育或大眾傳媒等影響，日本人會有一些共同的價值觀或傾向，作者認為，“如果把這些特征與傾向定位成國民性或民族性，那就好像本性難移了，許多問題就不用談了”。

　　作者認為，日本的主要問題是，戰后的教科書和大眾傳媒對戰前的許多問題沒有徹底反省，日本人有很多戰前的價值觀都原封不動地保留了下來。在日本大眾傳媒提供幾乎是統一口徑的資訊與觀點的誘導下，日本人很容易或者說自然而然地產生了一些“共識”。作者舉例說：“過去我們一談到歷史問題，日本一些比較開明的、反對戰爭的人士都會認為這些歷史問題不單是亞洲人的問題，而且也是他們日本人的問題。實際上戰后有許多日本人認真地進行反省，尤其是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這種主張反省的力量相當強大。但是最近這10年，卻有了極大的改變。歷史問題已被扭曲為好像是日本人和亞洲人之間的矛盾了。”作者認為，這一點說明日本傳媒的宣傳攻勢功不可沒。

　　歷史問題是原則問題還是用以敲詐的“歷史牌”

　　日本媒體在談到歷史問題時，經常使用“歷史牌”這個詞。所謂“牌”，無非是用來討價還價的籌碼。而日本媒體這一用詞的選擇，其深層意思甚至更糟，它含有敲竹杠的工具之意。嚴肅的歷史問題就這樣被日本傳媒轉化為“歷史牌”。日本傳媒這樣做的后果是什么？作者在書中介紹說：“有些日本人認為外國人談歷史問題的目的是為了敲詐日本，抓日本的小辮子，認為只要談歷史問題就會傷害日中之間的感情。”

　　吳先生已年屆八旬，被卓先生尊為老前輩。兩人雖然國籍不同，在日本學習、工作的年代各異，但相同的旅日學習和工作經歷、多年來都在密切關注日本的亞洲近鄰外交政策，以及對中日關系現狀的共同擔憂等，促使他們共同為當前中日關系“把脈”，斷“病情”，點“病根”。

　　誠然，在對當今中日關系問題的看法上，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面對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逆時代潮流而進，在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上連續5年一意孤行、以鄰為壑，不斷將中日關系推向深谷現狀，又有誰能阻止狂人將中日幾代人共同建造的友好大廈毀于一旦？

　　吳學文先生回憶說，陳毅有一次曾對日本人說，這段歷史過去了，只要日方認識了，我們就可以忘記；日方不認識的話，我們忘不了。這個講話仍然是我們今天對待歷史問題的一個態度。

　　　(據中國青年報；孫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