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崛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間，其后歷經三百余年的輝煌，成為中國商界的奇跡。明朝中葉，社會經濟有長足的進展，在我國東南部出現了許多貿易重鎮。徽商除了將本地的竹、木、瓷土和生漆、茶葉等土產運銷外，也以歙硯、徽墨、澄心堂紙、汪伯立筆等產品，推動了貿易的發展。那時鹽的產量不高，成為最緊俏的商品。徽商經營鹽業的人愈來愈多，直至將一向以經營鹽業為主的山西、陜西商人集團擊敗。當時在揚州的徽州鹽商，或為場商(專向灶戶收購食鹽)，或為運商，各有其生財之道。休寧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間從事販鹽，擁有船只千艘。此時的湖廣是淮鹽暢銷口岸，所銷之鹽占淮鹽的一半以上。

　　明清時期徽商之富，稱得上是“富可敵國”。清代乾隆年間，僅徽州鹽商的總資本就可抵得上全國一年財政的總收入；揚州從事鹽業的徽商資本有四五千萬兩銀子，而清朝最鼎盛時的國庫存銀不過7000萬兩。乾隆末年，中國對外貿易有巨額順差，關稅盈余每年85萬兩，而出口商品中由徽商壟斷經營的茶葉位居第一。蘇北的儀征、淮安等地由于鹽業市場的繁榮，當時有“無徽不成鎮”之說。徽商通過鹽業生意，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其活動范圍東抵淮南，西達滇、黔、關、隴，北至幽燕、遼東，南到閩、粵。徽商的足跡還遠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以及葡萄牙等地，無論從業人數、經營行業與資本，都居全國各商人集團的首位。

　　典當業古來有之，與其他行業相比風險小，獲利穩，因此徽商繼鹽業后大舉進入典當業。歷史上記載說：金陵當鋪總有五百家，大部分為徽商所有。后來他們把典當行設到鄉村小鎮，至此社會上又流傳起“無典不徽”的諺語。就連典當行的掌柜稱為“朝奉”，也源自徽商俗語。徽州方言成了當鋪的通用行話，《古今小說》、《拍案驚奇》等明清小說所反映的相關內容也多取材于徽籍典商。

　　隨著江南棉布的進一步商品化，徽州布商的足跡很快遍及蘇浙盛產棉布的大小城鎮。明末嘉定縣錢門塘丁娘子織的布匹質地特別精良，有個徽商在她住的胡同中租賃屋子居住，專門收購這種布行銷各地。于是錢門塘附近的外岡等鎮都紛紛仿效丁娘子的織法，所織之布都被稱為“錢門塘布”，這成了徽商手中的暢銷貨。到了清代，徽商一般都集中蘇州市鎮附近開設布莊。在那些并不產棉而棉織業又很發達的地方，徽商還設立以棉花換取棉布的牙行，叫作“花布行”。為了營造自己的品牌，他們都在自己加工的色布布頭上標明本字號的專用圖記。康熙年間，徽商汪某在蘇州開設“益美”字號聲譽大起，一年中售布達百萬匹。自此以后的200年間，各地都把益美的色布奉為名牌。徽商還是最活躍的棉布販運商，康熙時徽商在北京前門外開的日成祥布店生意就十分興隆。

　　米商也是徽商的重要一支。明朝中葉以后，素稱“魚米之鄉”的蘇浙由于城市發展人口增加，糧食反而不能自給。于是徽人便迅速擴大經營，成為吳楚之間從事糧食貿易的主要商幫。史載，乾隆年間徽州休寧人吳鵬翔販運四川米沿江東下，正好碰上湖北漢陽發生災荒，他一下拋售川米數萬石，由此可見販運的規模。

　　徽州山區盛產名茶，尤其是休寧、歙縣所產的松羅茶最好。于是茶葉貿易逐漸成為徽商經營的主要行業之一。清朝乾隆時，徽州人在北京開設的茶行有7家，茶商字號共166家，小茶店達數千家。在漢口、九江、蘇州、上海等長江流域的城市，幾乎到處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動。在徽商發展的極盛時期，江南市鎮的盛衰完全系于徽商的經營。績溪商人周泰邦在蘇州周莊創設商業，帶動了該鎮的繁榮。據萬歷《嘉定縣志》記載，嘉定縣羅店鎮“徽商湊集，貿易之盛，幾埒南翔”。

　　近代徽商代表

　　近代徽商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江春和鮑漱芳，他們都是歙縣人。江春早年鄉試失敗，于是棄學經商，寓居商業中心揚州。他深諳官商結合的道理，乾隆六次下江南，江春徘徊接駕，并個人捐銀30萬兩。乾隆對他頗有好感，為他手書“怡性堂”匾額，賜封為內務奉宸苑卿，授以布政使之銜。揚州瘦西湖有一座磚砌三層白塔，酷似北京北海公園的喇嘛塔，相傳此塔就是江春所建。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充分反映了徽州鹽商的財雄勢大。鮑漱芳從小跟隨父親在揚州經營鹽業，也沒有科舉經歷。他多次捐款為朝廷濟困，1805年黃河、淮河大水災，洪澤湖決堤，他先后捐米六萬石，捐麥四萬石，賑濟了數十萬災民。改六塘河需開山歸海，他集眾輸銀三百萬兩。鮑漱芳屢次捐輸，深得嘉慶皇帝贊賞。乾隆皇帝也曾親筆為鮑家祠堂寫了“慈孝天下無雙里，錦繡江南第一鄉”的對聯。紫陽書院就是得到鮑漱芳捐款才得以重建，并一直保持到今天。

　　徽商中最有名的當是胡光墉，也就是胡雪巖。胡雪巖生于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在錢莊當學徒出身的他辦事勤快，能言善道。胡雪巖最成功的地方，在于他明白大勢。他二十歲時遇見一個窮困潦倒的書生叫王有齡，缺少進京的盤纏和做官的“本錢”。胡雪巖雖然和他并不相熟，卻立即私下借用了錢莊的五百兩銀子給他。胡雪巖因此失業，但做官后的王有齡感其恩德，視其為生死之交。得勢的胡雪巖利用王有齡在官場上的發達，開設了錢莊、當鋪、藥鋪，經營絲、茶，迅速暴富。結交王有齡還使胡雪巖的錢莊代理浙江省的藩庫，這樣國家的財產就成了他的周轉資金。1861年當太平軍與杭州清軍激戰時，他組織一批人從上海采集軍火和糧食運往杭州支援清軍。1862年他協助左宗棠與法國人聯組“常捷軍”，1866年又協助左宗棠創辦了福州船政局，并為左宗棠辦理采運事務，成了名副其實的“官商”。

　　1847年胡雪巖籌建杭州胡慶余堂時，選擇精通業務的經理。他測試過三個候選人：第一個精通算計，認為開辦藥店的目的當然是賺錢，成為經理之后，可以每年賺白銀十萬兩。胡雪巖聽后一笑謝絕。第二位主張頭兩年少賺，以后再賺大錢，胡雪巖仍然是一笑置之。第三位就是當時松江縣余天成藥號經理余修初。他提出，要使胡慶余堂成為天下首屈一指的大藥店，就要敢于首先虧本三年，等牌子響了之后再大干。胡雪巖認為深得我心，當場決定聘用他。為了打響藥店的牌子，胡雪巖不惜重金從全國各地請來著名的中醫，一起收集研究中醫的古代驗方。對這些中醫，胡雪巖待為上賓，從不限制他們的研究時間和資金。一旦他們為藥店研制出一種新藥，就給予優厚的報酬。在胡慶余堂的店規中，有一種“功勞股”，就是從企業的盈利中抽出一份特別紅利獎給作出重大貢獻的人。這種紅利是永久性的，一直拿到獲得者去世為止，可見他對人才的重視。

　　“徽駱駝”與宗族精神

　　徽州人之所以大批經商，道理十分簡單：徽州地理環境惡劣，適合耕作的土地少，除了出外經商，恐怕很難找到其他更好的生存方法。徽州又是一個移民社會，由于交通閉塞，中原的士族在戰亂時期不斷遷移到這個“世外桃源”。《新安名族志》中說，從兩晉起，歷代遷移到徽州的名族一共有78個。遷移到徽州的士族們失去了原有的特權，但找到了強化凝聚力的東西，那就是他們的宗族精神。在徽州所看到的宗祠，就是這種宗族倫理的物化。在這種士族宗族文化的熏陶下，徽州民風“益向文雅”。胡適曾經把徽商百折不撓的創業精神譽為“徽駱駝精神”。徽商的巨大成功與這種精神是分不開的，他們不辭勞苦，打破傳統安土重遷觀念，“無遠弗屆”，“走死地如騖”，乃至“數年不歸”。從前徽州人送子外出習商當學徒，都要叮囑兒子好好干，不能做“茴香豆腐干”。婺劇《對課》中“八仙”之一的呂洞賓，唱著要買“游子思親一錢七”(藥謎)，而杭州女子白牡丹則隨即揭開謎底，曰：“有道是游子思親當回鄉(茴香)”。顯然，“茴香”的諧音也就是“回鄉”，在徽州亦即失業的代名詞。徽州人什么買賣都做，唯有兩樣東西最為忌諱：一是茴香，二是蘿卜干——“蘿卜”是因其諧音“落泊”。

　　徽商的宗族觀念很重，外出經商總是按血緣、地緣聚居，往往是父帶子，兄帶弟，叔帶侄，舅舅帶外甥。徽州人外出經商，在城鎮落腳之后，宗族中的人馬上就會隨之而來，其后鄉黨也會隨之而來。這種以親情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族團體參與市場競爭，在集聚財力、物力、人力及統一行動方面占有很強優勢。不過徽商也并非一味講究人情，他們注意用契約的方式來限定這種人情的關系，所以徽州地區留下的契約文書特別多。徽商在處理內部或者外部的商業問題時，有一個專門的組織，叫徽商會館。會館在清代十分盛行，不過徽商會館特別多，明清時期徽商會館遍布全國，僅南京一地就有數處。會館代表商人與官府交涉商業事務，為徽人舉辦公益事業，有的會館還延師教習同鄉子弟，也代為傳遞鄉人信函和官府文告。會館經費由會館所在地徽商提供。最早的徽商會館為北京歙縣會館，建于1560年，由旅京徽商楊忠、鮑恩首倡。湖北漢口新安會館，從置產業到擴充道路、開辟碼頭，漸漸形成一條“新安街”。蘇州吳江縣盛澤鎮徽寧會館建了二十多年，有房產、田產和供裝卸貨物用的駁岸，規模宏大。

　　乾隆末年，儀征鹽船大火，鹽船被毀130艘，死者達一千四百余人。這似乎是一個預兆：以鹽業起家的徽商走向了衰落。而清朝末期所發生的幾個重大的事件，更是直接促成了徽商的落敗。道光年間，鑒于鹽價奇高，兩淮的鹽務制度發生了變化，清政府把過去鹽商賣鹽的特許權利廢除了，實行運銷分離，徽商從此喪失了世襲的經銷鹽的專利權，于是兩淮地區大批鹽商破產。太平天國起義，其波及范圍主要是長江中下游地區，這正是徽商經營的主要地域，徽商的生意為之大受影響。鴉片戰爭失敗后，西方列強打開了中國的國門，外商的進入使民族資本家群體產生，從而使以宗法關系為紐帶的徽州商幫受到沖擊，這也促成了它的解體。

　　(中安網）